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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讀《荷花淀》:革命抒情美學風格的誕生
        來源:《小說評論》 | 時間:2021年09月28日

        文/張莉

        1936年,二十三歲的孫犁離開家鄉安平,來到河北省安新縣同口鎮。同口鎮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邊,“人到了同口,所見都是水鄉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發藍、發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土堆海積般的大小葦垛;一進街里,到處鴨子、蘆花亂飛……”[1]在這里,孫犁擔任村鎮小學教師。盡管只居住了一年,但孫犁對白洋淀生活念念難忘。1939年,他在太行山深處的行軍途中,寫成長篇敘事詩《白洋淀之曲》。

        《白洋淀之曲》最初發表在晉察冀通訊社編印的《文藝通訊》上,主要講述的是菱姑的成長,得知水生在抗擊鬼子戰斗中受傷后,她跳上冰床去探望。但是,水生犧牲了。接下來是送葬和菱姑的覺醒,女人拿起槍去戰斗,為丈夫報仇。《白洋淀之曲》與《荷花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是《荷花淀》的初稿。但寫得不成功,也沒有引起讀者深刻的共情。白洋淀生活令人難忘,那里優美的人事風光應該被記下來,但是,如何用最恰切的藝術手法表現人民的勇敢、愛和恨?很顯然,當時只有二十六歲的孫犁還未做好準備。

        1945年,身在延安的孫犁遇到了白洋淀老鄉,聽到他們講述水上雁翎隊如何利用葦塘荷淀打擊日寇的故事時,沉積在孫犁心中的故事再次涌現,“我在延安的窯洞里一盞油燈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紙寫成這篇小說”[2]。讀到《荷花淀》的原稿時,時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的方紀說他興奮地跳起來,這部作品讓他感受到“新鮮”:“那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又經過整風,不少人下去了,開始寫新人——這是一個轉折點;但多半還用的是舊方法……這就使《荷花淀》無論從題材的新鮮,語言的新鮮,和表現方法的新鮮上,在當時的創作中顯得別開生面。……《荷花淀》的出現,就象是從冀中平原上,從水淀里,刮來一陣清涼的風,帶著鄉音,帶著水土氣息,使人頭腦清醒。”[3]小說引起了編輯部的議論,“大家把它看成一個將要產生好作品的信號”。

        1945年5月,《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報》首發,深受延安讀者的喜愛,很快重慶的《新華日報》轉載;張家口新華廣播電臺廣播;各解放區報紙轉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香港的書店出版時,還對“新起的”作家孫犁進行了介紹。——一夜之間,《荷花淀》和作為小說家的孫犁為人所識。《荷花淀》是孫犁創作生涯的分水嶺,此前,他是作為戰地記者和文學工作者的孫犁;此后,他是獨具風格的小說家。

        七十多年過去,《荷花淀》早已成為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經典,也被認為有著鮮明的革命主題和強烈的抒情美學特征。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論文希望探討的是:一種以抒發個人情感、情景交融的美學如何啟發孫犁,使他得以協調“詩情”與“革命”之間的關系;“抒情美學”如何在革命文學中找到恰切的位置?是哪些因素促使戰地文藝工作者孫犁成長為一代深具抒情美學風格小說家的?這是重讀《荷花淀》的動力。

        “光榮事情”:時代風云從何處寫起

        《荷花淀》只有5000字,別有清新之美。以時間為線索,小說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少年夫婦話別,第二部分是女人們不舍,想給男人送衣物,不料遇到鬼子。第三部分則是漂亮的伏擊戰,女人們無意間誘敵深入,游擊隊趁機殲滅了日本鬼子。

        從《白洋淀之曲》到《荷花淀》,小說人物依然叫“水生”,故事依然發生在白洋淀,依然有夫妻情深和女人學習打槍的情節,但兩部作品語言、立意、風格迥然相異。尤其是題目用“荷花淀”來稱呼“白洋淀”更鮮活靈動,讀者們似乎一眼就能想到那荷花盛開的圖景——這個題目是講究的,借助漢字的象形特征給讀者提供了重要的想象空間。沒有殘酷的戰爭風云,小說從日常生活的寧靜起筆:“月亮升起來,院子里涼爽得很,干凈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正好編席。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絞著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里跳躍著。”[4]口語而又家常的表達,勾勒了詩畫般的風光。之后,小說家蕩開一筆,描寫白洋淀人的勞動生活:

        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葦子?不知道。只曉得,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全淀的蘆葦收割,垛起垛來,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女人們,在場里院里編著席。編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漲滿,有無數的船只,運輸銀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莊,就全有了花紋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爭著買:“好席子,白洋淀席!”[5]

        白洋淀屬于冀中解放區,孫犁所寫的正是解放區的日常生活,那個晚上的平靜因“丈夫回來晚了”而打破。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聲說:

        “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想是叫葦眉子劃破了手,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說:“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假若敵人再在同口安上據點,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淀里的斗爭形勢就變了。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

        女人低著頭說:“你總是很積極的。”[6]

        從“女人的手指震動”和“女人低著頭說話”可以看到,“去大部隊”這一決定的重大。而北方人民的堅忍和深明事理也浸潤在這樣的細節中。正如研究者們所指出,這樣的北方人民其實是經過了“挑選”的,——雖然是經過挑選,但這種場景并不是個案,作為解放區革命工作者,孫犁所寫的正是他所見到的:“農民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強烈的。他們面對的現實是:強敵壓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沒有了保障。他們要求保家衛國,他們要求武裝抗日。”[7]要誠摯寫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是孫犁理解的樸素現實主義。

        寫作《荷花淀》時的孫犁,已經深刻認識到時代和戰爭在改變著每一個人,而一位作家要寫的,則是他所面對的新現實、新生活:“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精神,時代的行動,確是波浪洶涌的。而且它‘波及’一切東西,無微不至。這精神和行動,便是戰斗和民主。大浪潮沖激著一切,刷洗著一切,浮動了一些事物,也沉沒了一些事物。它影響著社會上的一切人,連山上寺院里的尼姑道士在內,它變化人的一切生活,吃飯睡覺大小便在內。大浪潮先鼓動著人。因為人是這個時代精神和行動的執行者和表現者。它波動著這些人的生活,五光十色。這便是我們的新現實。”[8]

        院子里發生的事情,是百姓家庭內部的事情,同時也是時代生活的微小浪花。但正是這樣的浪花也才最切中人心,因為它與每個時代的個體命運相關。伴隨“新現實”的則是“新角色”與“新人”:“以前,在廟臺上,在十字街口,在學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紅白喜事,都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現、活動、講話。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財富的人,有的是念書人,有的是紳士,有的是流氓土棍。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全是男人。”[9]可是,在冀中邊區,一切發生了變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動工作,登臺講話,開會主席的人,多半換了一些穿短襖、粗手大腳、‘滿腦袋高粱花子’的年輕人。出現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舊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辦公有經驗有威望的老年人。這些新人,是村莊的新臺柱。以前曾淹沒田野間,被人輕視,今天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賴。”[10]

        《荷花淀》里的新人是水生,他的出場令人印象深刻:“這年輕人不過二十五六歲,頭戴一頂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黑單褲卷過了膝蓋,光著腳。他叫水生,小葦莊的游擊組長,黨的負責人。今天領著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11]這個年輕人有責任、有擔當,是抗戰的骨干力量,有著不一樣的精神面貌。

        “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假若敵人再在同口安上據點,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淀里的斗爭形勢就變了。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

        ……

        “我是村里的游擊組長,是干部,自然要站在頭里,他們幾個也報了名。他們不敢回來,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來和家里人們說一說。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

        ……

        “家里,自然有別人照顧。可是咱的莊子小,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莊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別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華還不頂事。”

        ……

        “千斤的擔子你先擔吧,打走了鬼子,我回來謝你。”[12]

        新的現實催生新人,同時一種新的革命倫理關系也開始建立。小說中提到水生對水生嫂的囑咐,這往往被認為是對女性的“特殊囑咐”,但其實這樣的“囑咐”也是在民族國家話語邏輯里完成的。在民族國家話語里,夫婦關系和父子關系并不僅僅在家庭內部獲得價值。一如小說中的場景:“父親一手拉著水生,對他說:‘水生,你干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什么也不要惦記。’”[13]父親提到“光榮事情”,話語簡潔樸素卻有強大力量,彰顯著戰時軍民保衛家園、抗擊日寇的決心。對光榮事情的記取既有民族國家意義、也有家庭倫理意義,這是作為父親的承諾,更是作為鄉親對子弟兵的承諾。這也讓人想到中國的古詩,“位卑未敢忘憂國”,想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高尚品德,在最普通的中國百姓身上閃光。

        因為大敵當前,夫婦話別便也不再是簡單的夫婦話別,而父子之間的托付也不只是“簡單的父子托付。“這當然不是一般的‘兒女情,家務事’,也不僅是一對青年夫婦的‘悲歡離合’,而是深刻動人地體現了中國勞動人民那種‘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的壯烈精神,體現了解放區人民和前方戰士那種相依為命、同生共死的親密關系。”[14]——《荷花淀》使抗日戰士看到了后方人民的力量:“看到我們的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群眾的抗日決心日益堅決,而婦女們的抗日情緒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對這篇小說產生了喜愛的心。”[15]

        《荷花淀》自發表以來便被視為革命文學經典,幾十年來一直被收入中學課本,影響了一代代人。小說表現了戰爭年代最大的政治:抗擊外敵、保家衛國;作家聚焦于那些最普通老百姓們的生活、情感、歡樂以及內心波瀾,書寫時代精神如何涉及人民生活,同時也書寫人民如何影響我們時代的走向。作為主體的農民形象被重新構建,他們勇敢、團結、深具主體意識,他們并不是知識分子要啟蒙的對象,而是前方戰士最穩固的靠山。《荷花淀》的重要貢獻在于重新書寫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這也正如郜元寶所言:“從‘五四’新文學開創以來,如此深情地贊美本國人民的人情與人性并且達到這樣成功的境界,實自孫犁開始。也就是說,抗戰以后涌現出來的孫犁以及和孫犁取徑相似的革命作家、確實在精神譜系上刷新了中國的新文學。”[16]

        “公我”/“個我”的統一:革命生活與有情的敘述

        陳世驤認為,中國文學的傳統在于“抒情的傳統”,這對于理解中國文學深具啟發性和開創性[17],也為重新理解《荷花淀》打開了新的入口。——很少有人像孫犁這樣,可以將一部同仇敵愾的革命小說寫得如此柔情似水,《荷花淀》既壯烈又柔美,既果敢又明媚,而他所使用的語言又是如此生動、鮮活、冼練。這讓人想到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滋養,《荷花淀》的“別開生面”,也在于它的詩情畫意,在于它獨具“中國風景”之美。

        情感是這部小說最大的核心——它表面以時間順序結構,其實內在里是一種情感結構。小說的三個部分也正對應了水生嫂們的情感波動。小說中,景物與人物情感之間的互相對應關系,常常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互現。

        這女人編著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云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18]

        此時的生活是安寧的,景色的安靜與人物內心相互應照。但“女人們到底藕斷絲連”,因為“藕斷絲連”,所以想去追蹤,想再看看他們。對于男人的思念、不舍在她們的閑談里,也體現在風景里。從親戚家出來,得知了他們的消息,女人放了心:“她們輕輕劃著船,船兩邊的水嘩,嘩,嘩。順手從水里撈上一棵菱角來,菱角還很嫩很小,乳白色。順手又丟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穩穩浮在水面上生長去了。”[19]嘩,嘩,嘩的水聲是平緩的,與她們的心情正好相襯,丟到水里的菱角也變得安穩了。

        但是,片刻的美好隨即被鬼子打破。“后面大船來的飛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搖櫓的手并沒有慌,水在兩旁大聲嘩嘩,嘩嘩,嘩嘩嘩!”[20]與之前輕劃著船“嘩,嘩,嘩”不同,鬼子來之后,“水在兩旁大聲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已經不再只是象聲詞,它還是情感和動作,是緊張的氣氛,是“命懸一線”。

        “往荷花淀里搖!那里水淺,大船過不去。”

        她們奔著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無邊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著陽光舒展開,就像銅墻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來,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21]

        眼見之處,花朵枝葉以及蘆葦都是有生命、有氣節的,——“銅墻鐵壁”和“哨兵”是比喻,但也是風景的態度。《荷花淀》中,“一切景語皆情語”,景色是真實的存在,同時也是白洋淀人民心靈與情感的投射。

        情感是流動變化的,時間的邏輯里暗含著的是情感的邏輯。“她們向荷花淀里搖,最后,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幾只野鴨撲楞楞飛起,尖聲驚叫,掠著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聲!”[22]這是戰時的風景,是切近的現場:“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她們想,陷在敵人的埋伏里了,一準要死了,一齊翻身跳到水里去。漸漸聽清楚槍聲只是向著外面,她們才又扒著船幫露出頭來。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那寬厚肥大的荷葉下面,有一個人的臉,下半截身子長在水里。荷花變成人了?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臉,啊!原來是他們!”[23]

        壯烈的抗日故事里含有迷人的柔軟的情感內核,即夫妻之情。那些歡快與思念、熱愛與深情、依依不舍與千鈞一發,都浸潤在女人的行動、語言和所處風景里。而更好的風景則是男人們打勝仗的喜悅。“手榴彈把敵人那只大船擊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戰士們就在那里大聲歡笑著,打撈戰利品。他們又開始了沉到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他們爭著撈出敵人的槍支、子彈帶,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著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是一包用精致紙盒裝著的餅干。”[24]

        那些以往圍著鍋臺轉的女人哪里只是柔弱的被保護對象?她們開朗、明媚、樂觀,也有承擔。讀者在小說中聽到了她們爽朗的笑聲,逐漸感受到她們的力量:“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畝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25]拿起槍來保家衛國的女性與做家務的女性是同一個女性,但又有不同。一如研究者們所指出的:“于是,水生嫂們在‘多情女人’的倫理身份之外又有了‘革命女人’的社會政治身份”,‘革命’與‘人性’就此建立起了和諧的聯結。戰爭破壞了人的生存環境,也讓‘革命’獲得了必要性與真實意義,而革命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將幸福生活還給水生嫂和所有的善良的人們,美的人性與崇高的革命,就這樣統一在孫犁的浪漫敘事中。”[26]

        其實,《荷花淀》不僅以情感結構,它本身還是“思念之情”的產物。1992年5月20日,孫犁在致衛建民的信中寫道:“《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時的思鄉之情,思親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現實色彩。”[27]1945年春天,對家人的思念向他襲來:“我離開家鄉、父母、妻子,已經八年了。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想念冀中。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心是堅定的,但很難預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鄉。”[28]事實上,1944年,孫犁剛到延安便聽說了故鄉人民經歷了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他曾為八百萬人民以及家里親人的安危,夢魂驚擾。后來接到家信,得知敵人‘掃蕩’已徹底失敗,現在更得知故鄉已完全重新獲得解放,家里人也都無恙,才放了心。但是綿綿的思念之情,還是經常地襲上心頭。”[29](克明:《一個作家的足跡》)沒有人知道戰爭哪一天結束,這位小說家/年輕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紙上建設他的故鄉、掛牽和祝愿。

        與其說《荷花淀》是一個故事,不如說是孫犁以小說的形式寫就的一封充滿思念之情的家書,這封信里有著一位丈夫和一個兒子最深沉的情感。當然,這樣的情感不只是個人的,也是戰時千萬人共同的心之所念。——寫作《荷花淀》時的孫犁將“自我”完全浸入了革命戰士的角色之中,作為抒情者與作為革命戰士、作為士兵戰士親人的“自我”才能融為一體。于是,《荷花淀》中內置的抒情聲音沒有出現分裂而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統一:“我寫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寫出了所有離家抗日戰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兒子和丈夫的人們的感情。我表現的感情是發自內心的,每個和我生活經歷相同的人,都會受到感動。”[30]

        孫犁以個人聲音寫出千萬人的心之所向,由此,“個我”便也成為了“公我”,“個我”與“公我”情感與價值取向的高度契合是優秀革命抒情作品成功的關鍵,也是《荷花淀》歷久彌新的魅力所在。自《荷花淀》開始,以熱愛出發的情感寫作,一直貫穿孫犁的創作之路。“我想寫的,只是那些我認為可愛的人,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間,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里是數不清的。……當然,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進城以后,我已經感到:這種人物,這種生活,這種情感,越來越會珍貴了。因此,在寫作中間,我不可抑制地表現了對她,對這些人物的深刻的愛。”[31]

        這也意味著,在孫犁那里,“抒情”不只是一種表現手法,也是面對人生的態度,將他的寫作放入普實克所理解的抒情方式是恰切的:“抒情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個發端。抒情在這里指的不只是詩歌文類,也是文學寫作、思想的整體模式,或者是承接看待歷史的方式。”——對孫犁而言,抒情當然是寫作的動機和寫作行為本身,但也是他觀照歷史與現實的方式,正是在此意義上,孫犁成為了自覺的抒情文學傳統的繼承者。

        一位革命抒情作家的養成

        《荷花淀》發表之前,孫犁寫過一些文學作品,包括與《荷花淀》故事相近的《白洋淀之曲》,可是,這些作品并沒有像《荷花淀》這樣得到如此廣泛而熱烈的認可。是什么使孫犁在六年之間發生了如此重要的變化?作家的抒情美學趣味如何養成?

        以“后見之明”看來,孫犁成為小說家與擔任《冀中一日》編輯工作有密切關系。“冀中一日”是號召冀中百姓人人拿起筆書寫“一日”生活的群眾性寫作活動。1941年4月,中共冀中區黨委發出了“關于《冀中一日》的通知”,決定全區上下都共同記錄5月27日所發生的事,寫稿范圍上自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行署、冀中各團體;下至村公所、村團體。……從發動到編稿歷時七、八月。最終,征文收到了近五萬篇。

        孫犁是偶然加入“冀中一日”編輯工作的。“1941年9、10月間,孫犁住在冀中二分區,等候過平漢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時沒有過路機會,又患了瘧疾,就沒有過成。后來,《冀中一日》編輯工作的主要負責人王林約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了下來。”[32]五萬多篇稿件最終選出233篇,三十五萬余字,分為四輯出版。孫犁編輯的是第二輯《鐵的子弟兵》。在大量的稿件閱讀中,孫犁發現,這樣的群眾寫作運動對上層文學工作是一種“大刺激,大推動,大教育”“使上層文學工作者更去深入體驗生活,擴大生活圈子重新較量自己。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許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無物,與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離之遠。”[33]

        《冀中一日》的編輯工作結束后,孫犁根據群眾來稿完成了《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這是用來輔導冀中人民進行寫作的小冊子,后來改名為《文藝學習》,甚至比《冀中一日》發行更廣。王林回憶說,因為此書“‘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所以使冀中文藝青年感到特別親切,在寫作水平上也大大提高了一步”[34]。

        《文藝學習》并不長,分為“描寫”“語言”“組織”“主題和題材”四章。在這部論作中,孫犁深刻思考了何為革命作家、時代與作家之間的關系,何為好的文學以及何為好的文學語言,一位作家如何鍛造好的文學語言等重要文學問題。

        《文藝學習》的出版表明,《冀中一日》的編輯工作已經開始促使孫犁思考“如何成為一位好小說家”和“如何寫出一部好作品”這些問題了。多年過去,他的許多思考依然有啟發性。比如他提到好作品與時代、與生活的關系:“作者更要有遠見和勇氣,永遠望在時代的前面。”[35]“生在這一個時期的作家,責任就更重大。因為他要把新的人表現出來,把新時代新人的形象創造出來。他是新文學的產婦,要在掙扎戰斗中盡了他的任務。在這個時期,文學事業和那些人一樣是生氣勃勃的。出現在這個時期的作家便好像勇敢的魚浮在洶涌的江河里。同時,在這個時期,社會也需要大批的人向文學事業努力。”[36]

        他認識到作家與農民的關系:“在鄉村,我們要認識新的農民,農民的心理。從他們過去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上來觀察他們。在部隊上,認識那些接受新的理想而戰爭的戰士、干部,從部隊生活的具體環境來表現他們。把新農民和戰士連起來看,把部隊和農村連起來看。要看出和抓緊我們的時代精神,在生活和工作上籠罩著的那個總的、戰斗的、熱情的、新生的氣氛。在小的方面,要看出和抓緊一個人的進步和沒落的過程里的重要筋脈。”[37]也認識到作家的責任:“在歷史上,哪一時代都有它的有功績的作家。而且,社會發展向前,在轉變的年頭,新的人大量產生出來,這些人因為他們的責任——埋葬舊的,創造新的,他們是生氣勃勃,有勇有謀。這些人呼喊著,創造著,戰斗著,這些人環繞起來,把新一代的社會捧獻給人類的歷史。”[38]

        ……以上觀點可以看出,雖然還沒有正式開始進行創作,但孫犁也已經有了革命作家身份的某種自覺。當然,在《文藝學習》中,孫犁更強調了語言及表現形式的重要性。他認為:

        好內容必需用好的文字語言表達出來,才成了好作品。用濫調堆砌起來,堆砌一房高也不是好作品。好的作家的一生的工作,也可以說是文字語言的工作。不斷學習語言,研究語言,創造語言。……文學的大師同時就是語言的大師。[39]

        ……

        從事寫作的人,應當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語言,應當把語言大量貯積起來。應當經常把你的語言放在紙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紙的砧,心的錘來錘煉它們。[40]

        ……

        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了。一個寫作的人,為自己的語言努力,也是為了自己的故事內容。他用盡力量追求那些語言,它們能完全而美麗地傳達出這個故事,傳達出作者所要抒發的感情。[41]

        什么樣的語言是好的語言?在孫犁看來,好的語言要“明確、樸素、簡潔、浮雕、音樂性、和現實有密切聯系”[42]。近幾年來,研究者們都注意到孫犁對文學口語化所做出的貢獻[43],事實上,他對好的語言的理解也可以概括《荷花淀》的特點,準確、冼煉而又有音樂性。——在《荷花淀》的寫作實踐中,他已經認識到語言與內容相契合的問題,他已經找到一種獨屬于他的表達方式,一種腔調、韻律與節奏。而正是這種對語言的執著追求,支撐了他的革命抒寫與對抒情傳統的繼承。正如王彬彬在《孫犁的意義》中所言:孫犁“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語言’,實踐‘口語理論’的冼煉之美,在幽默與坦誠中表現人道主義,……使他跨越大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成為歷史賦予我們的寶貴遺產。”[44]孫犁對語言的這樣的追求,使人重新看待他與抒情傳統的關系——在孫犁的整個創作生涯中,從青年時代的《白洋淀紀事》到晚年的《蕓齋筆記》,興與怨、情與志、詩與史都在他的文字里糅雜在一起,他的寫作意義需要在中國抒情傳統而不是史詩傳統上去認知。

        《文藝學習》并非成熟寫作者的寫作經驗集大成之作,因為此時的孫犁還沒有動手寫小說,所以這本書充其量只是他的閱讀心得。但是,這些心得對這位年輕作者彌足珍貴,它是一種創作的儲備——也許他對群眾創作的看法太犀利、對他人文字的批評太尖銳了,以至于他的同事有一次委婉提醒他,“你也可以寫些創作,那樣一來,批評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45]。很多年后,孫犁對這個提醒依然不能忘記。

        “我自己,從寫了這本書以后,就開始學習創作”[46],從《文藝學習》開始,作為寫作者的孫犁開始有意克服那些創作中的“隨大流”,那些抗戰寫作中的“程式化”,那些對抗戰生活的“浮夸”以及語言形式的平庸。——如果說《文藝學習》寫下的是孫犁關于“人民—生活”“文學—生活”的理解,那么《荷花淀》則是這位作家對其“所知”的踐行,換句話說,《荷花淀》的面世表明,孫犁不僅是“有所知”的人,也在努力成為“有所做”者。在這樣的背景下重讀《荷花淀》,會發現革命抒情美學風格的誕生不是憑空的,他有革命工作者的自覺,有對詩性表達、抒情方式的深刻認知……動手寫作《荷花淀》之前,孫犁的抒情美學趣味已然養成。

        結語:在晉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開花結果

        要特別提到孫犁那篇《談趙樹理》,這篇不長的文字無論是在趙樹理研究還是在孫犁研究中都有深遠影響。在討論趙樹理何以成為趙樹理時,孫犁特別提到抗日戰爭之于趙樹理寫作生涯的重要性。“當趙樹理帶著一支破筆,幾張破紙,走進抗日的雄偉行列時,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剛放下鋤頭,參加抗日的廣大農民一樣,并沒有覺得自己有任何特異地方。他覺得自己能為民族解放獻出,除去應該做的工作,就還有這一支筆。”[47]為什么趙樹理最后成為了趙樹理呢,是因為,“這一作家的陡然興起,是應大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是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細流,大江推動了細流,洶涌前去。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愛,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這一巨流之中,沒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處。他同身邊的戰士,周圍的群眾,休戚與共,親密無間”[48]。

        他要寫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講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傳、鼓動,就必須用戰士和群眾的語言,用他們熟悉的形式,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而這些東西,就在趙樹理的頭腦里,就在他的筆下。如果不是這樣,作家是不會如此得心應手,唱出了時代要求的歌。正當一位文藝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時候,他遇到了最廣大的場所,最豐富的營養,最有利的條件。[49]

        這些文字對趙樹理是“知音之言”,也是孫犁的“夫子自道”。孫犁之所以能成為風格獨異、氣質卓然的革命作家,其實也在于“他遇到了最廣大的場所,最豐富的營養,最有利的條件”[50],“可以自信,我在寫作這篇作品時的思想、感情,和我所處的時代,或人民對作者的要求,不會有任何不符節拍之處,完全是一致的”[51]。——在革命年代里,孫犁以文字應和了時代的呼喚,從作為個人的抒情主體成為集體的抒情主體代言人,表達了萬千民眾的心中所愿。一如傳記作者所說,“在河北平原和晉察冀解放區扎下的文學之根,最終在延安開花結果了”[52]。

        注釋:

        [1][32][52]郭志剛、章無忌:《孫犁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頁、142-143頁、195頁。

        [2][7][15][28][30][51]孫犁:《關于<荷花淀>的寫作》,《新港》1979年1期。

        [3]方紀:《一個有風格的作家——讀孫犁同志的〈白洋淀紀事〉》,《新港》1959年第4期。

        [4][5][6][11][12][13][18][19][20][21][22][23][24][25]孫犁:《荷花淀》,《孫犁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31頁、32頁、32頁、33頁、34頁、31頁、36頁、36頁、36-37頁、37頁、37頁、37頁、39頁。

        [8][9][10][35][36][37][38][39][40][41][42][45][46]孫犁:《文藝學習》,《孫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頁、226頁、226頁、225頁、122頁、224頁、122頁、115頁、150頁、170頁、151頁、278頁、276頁。

        [14]黃秋耘:《介紹<荷花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教科學編輯部編《閱讀和欣賞》第二集(現代文學部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91頁。

        [16]詳見郜元寶:《柔順之美:革命文學的道德譜系:孫犁、鐵凝合論》,《南方文壇》2007年第1期。

        [17]語見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37頁。王德威在《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一書中,“提議尋找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又一面向。”

        [26]丁帆、李興陽:《論孫犁與“荷花淀派”的鄉土抒寫》,《江漢論壇》2007年第1期。

        [27]孫犁:《致衛建民(一封)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見劉宗武編《蕓齋書簡續編》,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

        [29]克明:《一個作家的足跡——孫犁創作生活片段》,《長城》1981年第2期。

        [31]孫犁:《關于〈山地回憶〉的回憶》,《孫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頁。

        [33]孫犁:《關于〈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孫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頁。

        [34]王林:《回憶〈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冀中一日》,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頁。

        [43]胡河清認為:“孫犁在解放區作家中,大概也可以算得最善于使用口語的一人。他小說里的敘述文字,幾乎都是從冀中地域流傳的口語中提煉出來的。不僅不摻絲毫半文半白的‘雜質’,且又似乎進一步革了‘五四’以來書面化白話的命。”(胡河清:《重論孫犁》,收《胡河清文存》,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頁。)

        [44]王彬彬:《孫犁的意義》,《文學評論》2008年第1期。

        [47][48][49][50]孫犁:《談趙樹理》,《孫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110頁、110頁、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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