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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安憶《小說六講》:真實與詩意的美學追尋
        來源:文學報 | 時間:2021年09月26日

        文/張新

          在當代作家中,王安憶憑借著可貴的清醒與自覺,在創作之余不斷建構并完善自己的小說理論體系,自上世紀80年代發表《我看長篇小說》以來,王安憶在小說的本質、小說的創作理念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均有著較為深入的思考,實現了小說創作與理論建構之間的良性互動。2015年,王安憶應邀于香港城市大學做了六堂公開課,講稿被整理為《小說六講》,在書中,她結合創作經歷,談了她所理解的現實與想象,并探討了如何詩意地表達真實的生活經驗,為我們認識小說的美學意義提供了新的維度。

          “心靈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始終是王安憶在小說理論中思考的重要問題,也是王安憶對自身小說創作的回顧與反思。在《小說六講》中,她肯定了現實世界中生活和情感經驗的寶貴之處,但也提出了現實生活和美學生活之間存在差異。如果說短篇小說為王安憶的個體情緒書寫提供了一個恰如其分的空間與機遇,那么幾乎調動了她所有生活經驗的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則成為了王安憶在創作過程中遭遇的一次“瓶頸”:當個體有限的經驗難以填補這部二十五萬字的“巨著”,作家又該如何從個體經驗中自我解脫,投入到“心靈世界”的建構?對此,王安憶采取的寫作策略是將個體的生命體驗向外部延伸,試圖勾勒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生狀態。這種寫作策略似乎暗含著作者對于小說“心靈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態度:小說的“心靈世界”離不開現實世界中個體的情感經驗,但更是獨立于個體經驗的存在,它建立在書寫個體命運的基礎上,同時也是對普遍性命運的建構與表達。

          那么如何表達小說的“心靈世界”,才能讓個體的經驗上升為普遍性的命運,在另一種時間里釋放更大的價值,則成為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王安憶曾在《故事與講故事》的序言中首次提出“四不”的原則,其中“不要語言的風格化”“不要獨特性”意在指出語言不需要過度偽裝和修飾,“心靈世界”的表達需要在一定范疇內尋求其內在的意義,而非在商品化的影響下盲目地另辟蹊徑。在《小說六講》中,王安憶從文字的角度進一步提出“用最普遍性的共識創造特殊性,是寫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標”。即用最簡單的文字,制造普遍的故事開頭和故事模式,再從普遍中尋求內容的特殊性。如沈從文在《邊城》的開篇用一種簡單鋪陳的方式介紹了故事的背景,沒有絲毫冗贅的文字為我們留下了空白,給讀者保留了一種來自生活的想象和無限循環往復的哲思,既是故事的開頭,也可能是故事的結尾,沈從文為我們講的“故事”,則隨著翠翠等的人“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而無限貼近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未知,調動著讀者在情感上的想象與共鳴。因此,簡單的文字并非是消解文學本質的利器,相反,它能夠幫助作者傳達最普遍共識,為盡可能多的讀者搭建一個想象的空間,建立一個“信”的世界。

          作家以現實生活經驗作為基礎,調動自己的想象進行創作,用簡單的文字傳達出最普遍性的共識。與此同時,讀者也需要調動想象的能力去接近作家創作的世界,才能實現小說創作者與接受者的良性互動。那么在小說的世界中,現實生活經驗與浪漫的想象是否對立,直接地表達生活經驗是否就遠離了“詩”與想象?對此,王安憶在她的小說理論中提出,必須有一個強大、更合理、更有說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當時所身處的平淡無意義的世界。與傳統的小說觀不同,王安憶認為小說是“世俗的性格”,更是“人間的天上”,她在肯定小說基于現實生活經驗的同時,也始終認為小說是一種獨立于時代和現實的存在,是一種“藝術虛構”。因此,在王安憶的理論框架中,“詩”并非虛妄與空洞的概念,它既是對真實的虛構,也是再現真實生活的一種方式,是與“真”并列的存在,都是抵抗虛假的利器。

          王安憶的《小說六講》作為其小說理論建構的進一步延伸,將小說的“真實”與“虛構”放到美學意義上進行闡釋,是作家對小說創作實踐的一次思考與總結,也為我們理解小說的美學價值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標準和方向。正如王安憶在書中提到的,好小說的標準:“肯定是不無聊,它也不低級,它還不乏味”,而在真實中尋找并表達詩意,便是小說由現實生活經驗走向美學世界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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