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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宋嵩:魯迅與長篇小說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微信公眾號) | 時間:2021年09月26日

        文/宋嵩

        前言

        2000年初,王朔在《收獲》雜志上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我看魯迅》,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文章一共有五節,其中第二節專門指出了“魯迅沒有長篇”這個早就被人念叨了幾十年的問題:

        ……我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為,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這是練真本事,憑小聰明雕蟲小技蒙不過去。有一種為沒寫過什么東西混了一輩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話,說寫短篇比寫長篇難,因為結構如何如何之難,語言要如何如何精練,這也就是蒙蒙沒寫過東西的人。短就是短,長就是長,寫長的要比寫短的多傾注心血這還用說么?長篇就不用結構了?就該啰嗦?長篇需要用力勞神的地方那是只會寫短篇的人想也想不到的。是,小說只有好壞之分,不在長短,同是好小說,我也沒見誰真拿《祝福》《交叉小徑的花園》去和《紅樓夢》《追憶逝水年華》相提并論。

        魯迅沒有長篇,怎么說都是個遺憾,也許不是他個人的損失,而是中華民族的損失。以他顯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寫長篇,會達到一個怎樣的高度。這中間有一個悖論:如果不是那樣一個亂世,周圍有那么多叫他生氣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個脾氣,他也就有時間寫長篇了;但若不是那樣一個時代,周圍不是那么個環境,他再跟他弟一樣客氣,我們就只有在翻閱北洋政府人事檔案時才能找到周樹人的名字,知道是那個周作人的哥。所以,這也是中國文學的宿命,在魯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個經常出現的文學現象,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卻看不到他像樣的作品。

        “魯迅沒有長篇”,是明擺著的事實;然而,究其一生,魯迅曾經有過好多次寫長篇小說的念頭和構想,卻始終未能完成,也是事實。

        一、《楊貴妃》

        魯迅一生中構思時間最長的長篇小說,是以楊貴妃和唐明皇的故事為原型的《楊貴妃》。從1921年6月翻譯完日本作家菊池寬的短篇小說《三浦右衛門的最后》之后起意,一直到1934年1月在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最后一次表明自己有寫《楊貴妃》的意愿,前后近十五年,可以說貫穿了魯迅人生的最后階段。而這一構思,又經歷了多次波折。

        1921年6月30日,魯迅在《〈三浦右衛門的最后〉譯者附記》中寫道:“楊太真(按:即楊貴妃)的遭遇,與這右衛門約略相同,但從當時至今,關于這事的著作雖然多,卻并不見和這一篇有相類的命意,這又是什么緣故呢?我也愿意發掘真實,卻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贊嘆。”雖然沒有明確說要根據楊貴妃的故事寫小說,但是從“我也愿意發掘真實”一語,我們似乎可以窺見魯迅的用意。

        此事從魯迅一生的好友郁達夫的一篇文章里也能看出端倪。1926年,郁達夫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歷史小說論》一文,文中提到一個細節:

        說到了楊貴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朋友的L先生,從前老和我談及,說他想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系?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里已經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里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后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了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于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L先生的這一個腹案,實在是妙不可言的設想,若做出來,我相信一定可以為我們的小說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來事忙,終于到現在,還沒有寫成功。

        熟悉郁達夫和魯迅之間關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這個“朋友的L先生”就是魯迅。既然“從前老和我談及”,說明至少在寫作此文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按:從魯迅日記看,魯、郁二人第一次見面是1923年初),魯迅就早有“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的想法,但是并不能確定魯迅要寫的是不是“長篇小說”(從“一篇小說”的提法來看,似乎更可能是短篇小說)。

        1924年7-8月,魯迅應邀到西安,為西北大學的“暑期學校”講學,同行的人中有好友孫伏園。孫伏園日后將回憶魯迅的文章結集為《魯迅先生二三事》,其中一篇即題為《〈楊貴妃〉》。文章開頭就說:

        關于魯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經有人提到,手邊沒有書籍,不能確切征引。其中以劇本《楊貴妃》為最令人可惜。

        關于這個劇本的內容和構思過程,則是:

        拿這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作背景,襯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戀愛心理學的研究結果作線索:這便是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年(按:即1921年)左右計劃著的劇本《楊貴妃》。

        魯迅先生的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為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說,長生殿是為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談過許多片段計劃,但我現在都說不上來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魯迅先生還須到西安去體味一下實地的風光。計劃完成以后,久久沒有動筆,原因就在這里。

        恰巧西安講學的機會來了。魯迅先生那時幾已十年沒有旅行,又因本有體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計劃,所以即刻答應了西北大學的邀請。

        可是,魯迅此次西行看到的西安,“的確殘破得可以”,再加上“人事有所未盡而呈現著復雜、頹唐、零亂等等征象”,最終使他打消了創作這個劇本的念頭:

        在我們的歸途中,魯迅先生幾乎完全決定無意再寫《楊貴妃》了。所以嚴格的說:《楊貴妃》并不是未完稿,實在只是一個腹稿。這個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動筆的意思,或者可以說,因到西安而被破壞的印象仍有復歸完美的事實,那么《楊貴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長時間內,不是沒有寫作的機會。可見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壞一定是相當厲害的了。

        孫伏園說“《楊貴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長時間內,不是沒有寫作的機會”,事實上,楊貴妃的故事一直縈繞在魯迅心頭,對梅蘭芳風靡一時的《貴妃醉酒》也多有微詞。例如,著名畫家李毅士(祖鴻)在1932年出版了代表作《長恨歌畫意》,魯迅對這個作品意見很大。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說,魯迅“能夠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間出版的《長恨歌畫意》的內容的錯誤”;而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魯迅也批評《長恨歌畫意》“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實乃廣東飯館與‘梅郎’(按:即梅蘭芳)之流耳”。至于他就京劇《貴妃醉酒》引發的“楊貴妃熱”而寫《略論梅蘭芳及其他》等文章,早已為讀者熟知,此處不表。

        明確說《楊貴妃》是“長篇小說”的,是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和馮雪峰的《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亡友魯迅印象記》的第十五節“雜談著作”中提到,“有人說魯迅沒有做長篇小說是件憾事,其實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楊貴妃》。他對于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性格,對于盛唐的時代背景、地理、人體、宮室、服飾、飲食、樂器以及其他用具……統統考證研究得很詳細”。而馮雪峰則在《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指出:

        ……魯迅先生沒有寫過長篇小說,也不很有意思寫長篇小說……因為在先生,有自己的一定的工作計劃和方針。朋友之間常有人主張他寫它幾部長篇的,對于這樣的勸告,魯迅先生常沒有聽進耳里。……

        但是,魯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計劃過一部長篇歷史小說的制作,是欲描寫唐朝的文明的。這個他后來似乎不想實現的計劃,大概很多人知道,因為魯迅先生似乎對很多人說過,別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詳細。我只聽他在閑談中說過好幾次,有幾點我還記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說唐朝的文化很發達,受了外國文化的影響;第二,他以為“七月七日長生殿”唐明皇和楊貴妃的盟誓,是他們之間已經感到了沒有愛情了的緣故;第三,他想從唐明皇的被暗殺,唐明皇在刀兒落到自己的頸上的一剎那間,這才在那刀光里閃過了他的一生,這樣地倒敘唐明皇的一生事跡。——記得先生自己還說,“這樣寫法,倒是頗特別的。”但他又說他曾為了要寫這小說,特別到長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講),去看遺跡,可是現存的遺跡全不是古籍上所見的那么一回事,——黃土,枯蓬……他想寫它的興趣反而因此索然了。寫這歷史小說的計劃,應該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而終未實現,他似乎不想實現。

        前文提及魯迅1934年1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其中關于小說《楊貴妃》是這樣說的:

        ……五、六年前(按:此處應為誤記,實際上是十年前)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這個延續了十幾年(或許更長?)的“摹想”,就這樣一直牽掛在魯迅心頭,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二、《紅軍西征記》(?)

        關于這部長篇小說,由于涉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最艱難那段時期的歷史,證據不多,基本上只能依靠馮雪峰的回憶: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約夏秋之間,陳賡同志(就是后來大家知道的陳賡將軍)從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方面來到上海,談到紅軍在反對國民黨圍剿中的戰斗的劇烈、艱苦和英勇的情形,聽到的人都認為要超過蘇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中所寫到的。大家認為如果有一個作家把它寫成作品,那多好呢。于是就想到魯迅先生了。那時候朱鏡我同志在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把油印的材料交給我送去請魯迅先生看,并由我和他談;我所持的理由有二點:第一,當時外國的記者或作家,例如史沫特萊,根據從我們這方面得去的材料寫成文藝性的報告,也都成為很寶貴的東西,而以魯迅先生的文筆來寫,當然很能高出一等的,況且他是中國人,社會經驗又豐富,無論怎樣,可以寫得不同一些的。第二,寫不成小說,只寫成像報告文學一類東西,也就很好了,因為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定很大的,尤其由他來寫。我記得,魯迅先生當時也認為這是一個任務,雖然沒有立刻接受,也并沒有拒絕,說道:“看罷。”幾天之后,魯迅先生還請許廣平先生預備了許多菜,由我約了陳賡和朱鏡我同志到北四川路的他的家里去,請陳賡同志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吃了晚飯才走的。魯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醞釀過一個時候,因為那以后不久曾經幾次談起,他都好像準備要寫似的。別的話記不得,象下面這幾句,我還記得清楚的:“寫是可以寫的。”“寫一個中篇,可以。”“要寫,只能象《鐵流》似地寫,有戰爭氣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但后來時過境遷,他既沒有動筆,我們也沒有再去催他了。不過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時候;我記得一直以后他還問過我:“那些東西要不要還給你?”我說:“不要,你藏著如不方便,就燒毀了罷。”在他逝世以后,許廣平先生有一次還談起過,說魯迅先生曾經把那些材料鄭重其事地藏來藏去的。(馮雪峰:《回憶魯迅》)

        1956年,作家張佳鄰采訪了陳賡將軍,寫成《陳賡將軍和魯迅先生的一次會見》一文,發表在《新觀察》雜志上。文章的開頭說:

        我們聽說過,魯迅先生曾經想寫一本關于紅軍的書,這是由于和陳賡將軍的一次會面引起的。在那次會面時,陳賡將軍為魯迅先生講了許多紅軍的戰斗故事,這些事跡深深地打動了魯迅先生。后來,不幸由于種種原因,這本書沒有寫成。但是,這些材料魯迅先生一直珍惜的收藏了很久。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這些東西是很危險的,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搜查,這些材料經常要移動地方,但是魯迅先生一直未舍得焚毀。聽說甚至當年陳賡將軍在介紹戰斗情況時,隨手所畫的地圖,魯迅先生都保留下來了。現在我們雖然沒有幸運能讀到魯迅先生描寫紅軍的書,但是從這件事所體現的,先生對紅軍的關懷、期待、愛,是多么令人感動的。我們曾為此事去訪問過陳賡將軍。

        文章以陳賡口述實錄的方式回憶了同魯迅的這次會面,內容與馮雪峰的回憶基本相同。此文曾被收錄進中學語文課本,因此廣為流傳。

        另一個證據,知道的人較少,但是來自魯迅夫人許廣平親自寫的文章,故可信度較高:

        大家知道,魯迅生前曾經非常希望能夠寫出一些反映中國人民英勇斗爭的小說,他聽到許多有關紅軍的英勇事跡以后,曾經打算寫一部像《鐵流》那樣的作品,并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親自約請紅軍中的著名將領談話,從事資料的搜集工作,但是就因為感到自己遭到敵人的包圍,沒有機會和紅軍直接生活在一起,沒有直接處于這個“斗爭的旋渦”之中,唯恐自己的創作不能更好的表現紅軍的英雄形象,因此只好忍痛放手。(許廣平:《文藝——革命斗爭的武器(談談魯迅的寫作態度)》,1961年9月24日《工人日報》)

        這部小說始終沒有寫出來,因此自然沒有題目。但是在陳夢熊的《瞿秋白對魯迅創作長篇小說的關注和期待——楊之華兩封遺札所示的一段史實》(《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一文中,卻徑直稱之為《紅軍西征記》,不知有何根據。因此筆者在本節小標題后加了“(?)”,以示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馮雪峰的回憶,魯迅同意寫的是一個“中篇”,陳夢熊的文章也稱《紅軍西征記》為“中篇”。但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長篇小說”與“中篇小說”的區分并不嚴格,當時的許多長篇小說在今天看來只能算是篇幅比較長的中篇小說,且當時中篇小說出版單行本是很常見的事,因此筆者仍然將這部只存在于魯迅構思中的小說為“長篇小說”。另一方面,馮雪峰、許廣平都說魯迅打算將這部小說寫成“《鐵流》那樣的作品”。魯迅自覺地將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的這部著名長篇作為學習對象,或許也意味著有將這部小說寫成《鐵流》那樣的“長篇”的可能。

        三、關于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小說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著名女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于1928年底以德國《法蘭克福報》特派記者身份來到中國,很快便同魯迅相識。有趣的是,據她回憶,魯迅“常常對我談起,他打算寫一本以他自己的經過為基礎的長篇歷史小說的計劃,可是在他的國家翻滾著的那種社會反動勢力,使得他幾乎沒有時間去做這件事……”(戈寶權輯譯:《史沫特萊回憶魯迅》,見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輯:《魯迅研究年刊1980》,第47頁)欲寫“長篇歷史小說”而“以他自己的經過為基礎”,似乎很難同《楊貴妃》聯系到一起。這或許說明,魯迅還曾有寫另一部“長篇歷史小說”的打算。

        就在逝世前一年(1935年),魯迅曾經對畫家王鈞初說自己“正在預備寫一部大的東西,從‘辛亥革命’寫起”,而“這件東西如果我不寫它,恐怕再沒有別人去寫了”。將這條史料同史沫特萊的回憶相對照,我們大概可以明白所謂的“以他自己的經過為基礎的長篇歷史小說”是個什么樣子。

        關于這部小說,仍然是以馮雪峰的回憶最為權威: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大病前后,魯迅先生曾屢次談起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有時也談起高爾基的巨篇《薩姆金的一生》,也談到長篇小說的嚴格形式的解放。有一天,我們談著,我說魯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識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們;其次是魯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當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現在如我們似的這類年齡的青年……他當時說,“倘要寫,關于知識分子我是可以寫的,……而且我不寫,關于前兩代恐怕將來也沒有人能寫了。”接下去,我們又談到長篇小說……而有一天,這是在他大病后精神較好的時候,就極自然地歸結到他寫長篇小說的問題。那時他說:“這倒可以想想看,如果還能夠再活十年,——慢慢寫,一年寫一本是可以的。或者,想寫的文學史再擱一擱也可以,——即同時寫也可以。”大約過了一星期,一晚再去訪問的時候,魯迅先生說道:“那天談起的寫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曾想了一下,我想從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寫起……”又加說,“一直寫到現在為止。分量可不小。——不過一些事情總得結束一下,也要遷移一個地方才好。”可知這已經是魯迅先生有意的存心的計劃了。然而這將反映中國近六十年來的社會變遷,中國知識階級的真實的歷史,并將創造了新形式的巨制的計劃,終于因為魯迅先生的死從我們的文學史上被奪了去了,這才是永久無法補償的損失。(《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

        請注意文中提到的時間:1936年6月。此時距離魯迅逝世不過三、四個月。可以說,這部關于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小說,是魯迅在1935年底寫完《采薇》《起死》等短篇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醞釀的一部小說作品。“如果還能夠再活十年,——慢慢寫”,一語成讖。

        結語

        許壽裳曾說,魯迅的許多腹稿和未成稿“終于沒有寫出,赍志以歿了”,是因為他“沒有余暇”且“沒有助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筆者的老鄉、山東東營利津縣出身的批評家李長之則認為,魯迅“內傾”的性格是他寫不了長篇小說的根本原因:他“不愛‘群’,而愛孤獨,不喜事,而喜馳騁于思索情緒的生活,就是我們所謂的‘內傾’的。……宴會就加以拒絕,群集里就坐不久,這尤其不是小說家的風度”;他甚至直言不諱地說,魯迅“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因為長篇小說得有結構,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系。系統的論文,是為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李長之:《魯迅批判》)。馮雪峰則對魯迅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我覺得他不很有意去計劃寫長篇者,主要的是他埋頭在現實社會的短兵相接的斗爭里,從他的崗位來說,對于現在中國社會,他以為社會批評的工作比長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記得他曾說:‘我一個人不能樣樣都做到;在文化的意義上,長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還有別人在;我是斬除荊棘的人,我還要雜感雜感下去。……’”(馮雪峰:《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這些原因,或主觀或客觀,糾纏在一起,使“長篇小說”這一文體,在《魯迅全集》里成為空白。

        1935年1月17日晚上,魯迅又給山本初枝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給自己的一生下了一個精確的定論:“我是散文式的人”。“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許,不寫長篇小說的魯迅,才是完美的魯迅。

        2021年9月25日,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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