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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占黑小說:溫情的寫實
        來源:《長江文藝》 | 時間:2021年09月24日

        文/程旸

          二十世紀以來,白話小說的發展,蓬勃更新了文言小說的敘事傳統。而寫實,這個中國古典小說最深厚的根基,在百年歲月里,時隱時現。最近二十年的當代小說,現實主義可以說是作家的立身之本。抒寫南方市井生活,金宇澄的《繁花》自然是集大成之作。最近幾年,年輕作家王占黑的街道英雄系列作品,也頻繁地吸引了讀者和評論家的關注。

          《麻將的故事》《美芬的故事》《怪腳刀的故事》《吳賭的故事》等,一長列名字相似的小說,時常以作家的化身“小王”的口吻展開敘述,呈現出王占黑家鄉浙江嘉興,一個中下層平民社區的眾生相。這些人物,原型來自王占黑的親戚,鄰居街坊,同學等,再經作者藝術加工,構筑了在一個整體性街道世界里,喜怒哀樂各色人等的不幸命運。

          《小花旦》主人公阮巧星,是比“小王”大兩輪的叔叔輩人物,是她成長見證人。社區開了一家專門給退休老婦燙發的巧星美發屋,雖器材不佳,可價格便宜。被稱為“小花旦”的阮巧星曾在絲綢廠工作,有一定審美趣味,又會說話,老阿姨們對他的服務非常滿意,回頭客不斷。小王去上海念大學,巧星母親故世,房子被六位兄弟姐妹平分,只得一人前往上海謀生。他們離開社區熟悉環境,去陌生的大都市探險,一步涉入冒險與不確定性的現實的旋渦。來到大城市的小花旦,作為異裝癖歌舞表演者,贏得了表現自己的勇氣和機遇。小王畢業后,陷入996生活怪圈,掐斷了緬懷父親老王的時間。兩個忘年交在生活中漸行漸遠,雖然彼此心里還牽掛著對方。故事結尾,小花旦以登臺藝人身份赴南方,小王亦買了南下的火車票,欲尋求突破凡庸人生的契機。

          有學者指出,“就其本質來說,所有的寫作都是追憶。因此,作為一種主觀的時間形式,追憶的本質是對抗時間的流逝,是自我鞏固的一種方式”。王占黑在這篇作品中,借助小王這個虛擬人物,回憶起自己童年生活中那些幸福與溫馨的悸動。對不少人來說,成長的磨礪是在掩埋溫暖的回憶,然而驀然回首,它仿佛還在那里對你凝視。這真是一個反復閃回的人生體驗。作者試圖拿小花旦做參照對比,他沒像小王沉湎過去,反而知道,只有始終執拗前行才更覺踏實。他與小王時斷時續的聯系,暗喻著小王與老舊社區生活,與那些鄉親父老感情糾結的逐漸淡去。但與此同時,小王通過追憶,通過這種濃烈到釋然的情感轉移,得到她在上海一路打拼生活的強大支撐。“逝去與緬懷”在這里是激烈沖突的張力,也是在不斷回旋中的自我重新認證,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異鄉人,有哪個不是在空間震蕩中繼續未來的生活?王占黑小說的價值在此,然而它也是局限和束縛。

          很多文章談到,王占黑小說敘述有某種電影分鏡頭感,她的筆法介于封閉生活與流動生活的博弈之間。這種創作技巧,在《去大潤發》中實現得最為徹底。主人公在工作遇到挫折,情緒近于崩潰的傍晚,偶然認識了外觀平凡的黑衣男,于是坐上了去大潤發超市的免費班車。在扮演超市漫游者的短暫時空中,壓抑的心情稍稍得到喘息的機會。小說營造的空間感非常強烈,超市里的穿梭,把玩各色商品,由此勾起種種過往的回憶。讀者不免看到,一位壓力極大的私立學校老師的生活,與他無憂的過去構成鮮明對比。我發現,在小說創作中,王占黑需要為自己無助的人物找到一個引導者,在《小花旦》里是小花旦,在這篇作品中是相類似的成年人。兩人有接觸,有對話,也有揣摩。不同于小花旦和小王斷斷續續的聯系,大潤發超市里的這兩個人,則在進行不斷的對話和漫游。故事展開的空間由此凝縮,兩人對話的密度卻是不斷增強。這樣帶有電影感的故事鋪排,既舊又新,自然需要用得恰到好處。

          王占黑在新近作品中,為自己開拓出了更廣闊的藝術空間。但我們在研究一個作家時,她創作的來路和寫作起點依然不容忽視。尤其不能忽視過去生活對她創作起點的影響,因為這奠定了她最初的文壇地位。1767年,萊辛在德國漢堡劇院,就對頻繁上演的市民戲劇有一個觀察:“王公和英雄人物的名字可以為戲劇帶來華麗和威嚴,卻不能令人感動。”王占黑顯然在重蹈西歐市民戲劇的舊路,是要應和社會轉型,把她過去工人社區中的市民人物,重新納入今天讀者的視野。然而在這種敘事轉換中,既要有諷刺挖苦,也要對人性暗蘊同情和憐憫,也是寫作的難度。因為她筆下的畢竟是一些灰色社會人物,怎么拿捏也并非易事。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對此也有深刻的界定:“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別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

          《吳賭的故事》主人公夫婦輪流乘同一路公交車,在這個固定空間輪番講自己編造出來的得意故事。一個不停虛構,另一個予以戳穿。公交車成了他們的戲劇舞臺。片刻和虛幻的時光,終于抵不住兩人嗜賭成性,最后癌癥去世的結局。《偷桃換李記》是一個設計精巧的故事。病入膏肓,即將走向生命終點的兩個老人,商量在死后互換進入對方的墳墓,以此躲避這一世的冤孽,讓來生順利開始。通篇充滿兩位老工人對人世的不舍,字里行間帶出的卻是他們一世的艱辛不易。在臨終病房短暫存續的空間,他們互訴衷腸,傾吐苦水,換來一點溫暖的安慰。看得出來,王占黑雖是年輕作家,但她極力抹去80后作家矯情的青春痕跡,還之以生活的本色。幸運的是,王占黑顯然要繼承契訶夫的寫實主義衣缽,以平實的筆法,素樸的語調,感同身受的情懷,講述老年工人的生存處境,實屬不易。她筆下所寫不是大悲劇,但是折射了普通人的悲歡,也引帶著讀者出自本性的憐憫和同情。

          在《老馬的故事》里,堅強低調的馬老太太,兩個兒子相繼去世,唯一的孫子有自閉癥,又不幸患上尿毒癥。在被兩個兒媳惡意驅趕后,她赤身跳樓身亡,結局可謂慘烈。《癡子》里,三個身有殘障的中年人在年少生活過,即將拆遷的舊小區不斷行走徘徊,希冀留住昔日時光……說實話,讀到作家相類似的重復敘述,我能感受到來自作品的強烈沖擊,但隱憂也在這過程中時時泛起。王占黑目前的作品,顯示出她持續挖掘深刻人性故事的特殊能力。但若長此下去,也像始終徘徊在同一個小說舞臺。若是從藝術相通性來分析的話,戲劇舞臺能夠吸引觀眾的,除了虛構出傳奇、驚異,尤為關鍵的一點,還要有對“更好的生活”恢復和重建。例如,小花旦阮巧星轉型為異裝癖歌舞藝人,不斷爭取更大的表演舞臺;吳賭長年累月在公交車上,虛構自己的人生風光;《偷桃換李記》兩位老人對來生輕松幸福的奢侈渴望;《麻將的故事》主人公頹廢度日,對此生已不抱希望,臨終時卻堅持要吃一頓好飯……這些非凡故事,如果再做推敲,不止步于悲情敘述,而是向著更廣大的人性世界開發,想必會有更令人欣慰的藝術表現。這正如盧卡奇《小說理論》所說:“小說是成問題的人物在疏離的世界中追求意義的過程,因此就定義而言,心靈與世界就永遠不會完全相適應。”然而,這又并非小說創作的終極目標。

          最近一些年,走遍社會城鄉上下,人與動物如影相隨的景象,幾乎成為一道新的歷史風景。這在過去不好理解,放在社會的巨變當中,則可看到人們孤獨困境的克服,正因這些現代伴侶的出現,而變成了一種新的可能。王占黑的《來福是個獸》《狗司令》,是這兩篇描寫家養犬類的作品。在她其它小說中,也出現過陪伴孤獨寂寞的看門老人和退休工人的小黃狗、小黑狗。這些最為尋常可見的寵物狗,在落魄主角們的惺惺相惜中,亦成文學作品的華彩樂章。這些作品給人的感覺是,作家正在把動物人間化。與宗璞《魯魯》借動物折射人物不幸的寫法不同,在王占黑筆下,動物不再是人物的某種替身,反而一躍而為作品主角,與真實的人無異。它們雖沒有語言能力,但參與到這些家庭成員的生活之中。它們的故去,受到主人的隆重禮遇。由此抽引出了一個文學話題,即現代社會人們異常的孤獨感。他們雖有家庭親人,但有時候,因各自忙碌,或較難溝通,這個家庭仿佛并不存在。這種情況下,無語而有欲的狗貓們,就成為親人的化身,與他們朝夕相伴。久而久之,人類和動物在新的情景中便高度同構同質。這種同構,某種程度彌補了真實人們的缺席感,彌補了親情缺失,使家庭圓滿感的幻覺,一瞬間得以真實存在。在這種意義上,人對困境的轉移和超越,在文學效果上是有效的,能夠成立的。從文學形式的多樣性看,王占黑這種人與動物混居的短篇小說,是對當代小說豐富性的一種有益補充,也毫無疑義。

          總的來說,王占黑筆下的故事貼近生活,真實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生活困境和精神困惑。難能可貴的是,她能從生活抱怨中走出,立體地理解艱難時世,看來文學創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論,并未失去它的現實魅力。在真實現實生活中,人們不免陷入自怨自艾的悲觀情緒。而小說則既要表現,也要超越它們。作品的角色,即在呈現這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作者,就站在生活和小說之間,既平衡也在有意提升它們的相互關系。優秀的作家,往往有一種令讀者透過生活看本質的非凡思想和能力。小說和小說之間,實際存在著差異和不同。

          年輕作家王占黑以她個人的傳記材料,帶出自我對于市民社區的認識和評價。她隱身其后,以熾熱的目光觀察人間喜樂愁苦,卻克制心緒地一一加以表現。這一系列小說表征出作者獨特的生活經歷,她由小寫大的深沉筆觸,以及從細小的觀摩角度切入,講述平凡百姓生存樣態與精神狀況的嫻熟技巧。從中也自然而然帶出了作家自己的時代觀,也即她對于這個時代的認知。王占黑的敘述貌似冷靜客觀,筆端卻處處露出溫情,甚至露出某種詩意。她不避微妙題材,愿意藏身民間,在普通人的人間戲劇中重溫生活的真諦,并把這溫情這真諦傳導給讀者。描寫困境不等于消費消極,相反它訴諸積極的力量,叫人在世事艱難中不忘對未來的奮力爭取。這種積極的現實主義創作,是我們對于中國文壇所抱持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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