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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楊怡芬《離觴》:把舟山一萬多個家庭的愁緒寫進小說
        來源:澎湃新聞 | 時間:2021年09月23日

          東武望馀杭。云海天涯兩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

          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卻姓楊。

          這是蘇軾與友人的惜別之作,“醉笑陪公”“痛飲別有腸”似乎一直是專屬于男性世界的豪情,被折疊在歷史中的女性常常凄然黯淡。太平年代,“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女性世界是一種安穩和歸屬;而逢上亂離,男性還有鐵馬金戈、“當年萬里覓封侯”的指望,女性則更加飄萍般了無依傍、漫漶在一種無從提起的悵然愁緒中。

        《離觴》

          《離觴》故事的地點落在作家楊怡芬故鄉舟山,時間則是1949到1950年,彼時舟山地區的軍民們看到國民黨軍隊逐漸潰敗,處在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龐大動蕩感中。一貫是主角的男性群體被置換為女性——作者開篇即將幾位女主角“和盤托出”。

          這些女性年齡、身份、性格都不同,但無一例外地在艱難處境中小心經營自己的人生——或操持一份事業、或執著于一段感情、或顧全一個家庭,每一位女性都自有其一份獨特的堅定。

          最近,澎湃新聞專訪了作者楊怡芬。

        楊怡芬

          澎湃新聞:起初讀《離觴》讓我想起一個日本電影叫《小小的家》,這個電影呈現的就是二戰期間,日本在侵華、在瘋狂投入戰爭時,日本家庭大部分時間仍舊是有條不紊地、和平的狀態,很有“隔江猶唱后庭花”的意味。《離觴》寫特定歷史年代,但是投入更多筆墨在社會和生活。為什么《離觴》選擇了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這個特定年代對于你、或者對于《離觴》這個文本有怎樣的吸引力?

          楊怡芬:只要戰火沒燒到家門口,日常生活就會照常展開。人總是要吃飯穿衣,即便在身處戰爭中,他一樣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嚴肅的小說,就是努力來展示“生活本來如此”。我想,我寫的,也還算是這一類。

          在我的小說里,在那段新舊交替時期,戰火還沒有直接燒到家門口的情況下,人物們的日常生活在如常展開。把戰爭比作一幢高大建筑的話,我的小說是這建筑的陰影部分。我不是正面寫戰爭的。

        《小小的家》劇照

          澎湃新聞:這個特定年代對于你、或者對于《離觴》這個文本的吸引力是怎樣的?

          楊怡芬:《離觴》寫的是1949年春天到1950年春天的事情,這個歷史節點,對舟山來說非常特殊。舟山背靠杭州灣,面向太平洋,對陸地來說,它是末端;從海洋眺望陸地,它就是門戶。對于“末端”而言,它經常被忽視,而1949年的春天,它被推到了戰爭的前臺。百萬雄師過長江之后,從江浙滬敗退的十萬余海陸空三軍都到了舟山,還有一些平民也到了舟山,想以此為跳板去臺灣。那時候,舟山就暫時成了對方的一個“安全島”,因此,舟山迎來了一段畸形的繁榮期,也遭受了非常大的創傷——國民黨撤走時,抓走了本地一萬多壯丁,多少家庭一夜破碎。我奶奶的弟弟,也在其中。其中之痛,我感同身受。我是舟山土著,這段新舊交替的歷史,對我很有吸引力,很自然,我把它給了《離觴》做故事發生的背景。

          澎湃新聞:在你的故事中,兩軍對壘的戰爭描述比較少,而是轉入到對幾位女性、幾個家庭的寫作。這種動蕩時局在你的文本中是一個故事背景,是一種飄搖不定的氛圍、還是一種宿命的深刻?您怎樣處理這種“時代落在個人頭上”的離亂或者不安定感?

          楊怡芬:我寫的是戰爭的陰影。飄搖不定是離人的情緒底色。《離觴》這小說里,幾乎每一頁都有戰爭,在閑聊當中,在收音機里,在街上的士兵身上,在東岳宮的傷兵那里。抬頭看天上有戰斗機,碼頭上停著戰艦,戰爭如塵埃一樣,實實在在落進日常生活,個人仍在努力進行正常的生活,但生活已經很難正常,米貴得驚人,日常生活已經日益艱難,普通人仍想掙扎著在不安定中求一份安定。

          澎湃新聞:《離觴》中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女性主體和女性意識,但是每個人也有各自獨特的人生軌跡。有一個疑問是,你寫作時為什么將開篇那個干練的、總是著男裝、有一些覺醒意識的宋安華委身于宋以文,感覺是“娜拉出走以后”又走了古代中國一夫多妻的老路,倒是原配秦怡蓮顯示出一些現代女性的落落大方和精明能干。

          楊怡芬:宋安華的選擇,好多讀者會感到疑惑,也有讀者說,她最后的選擇還是在她的人設里。這里,我想扯開去,說一下小說的完成度。簡略說,就是作者將小說寫到能邏輯自洽,人物情感已有自在自為的發展,整體結構也足夠承托住整個故事,這小說和小說里的人物,就算完成了。怎么解讀,那時讀者的事情,和作者,沒有很大關系。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我把對人物的解讀這樣的事情,交給讀者吧。

          但我同時也是自己小說的讀者,宋安華是個有經濟基礎撐腰的富家女子,她驕傲到只認自己內心的感覺。但對世俗的看法,她不在乎,她是任性的,她所擁有的,是她的社會基礎給她的。但只要她的金鑰匙還含在嘴里,她就可以這樣做,她在小說中并沒有接受姨太太的身份。對于社會規則,宋安華是俯視的。

          宋以文的妻子秦怡蓮所擁有的,都是她自己爭取來的,除了婚姻是大人給的,這是當時的時代局限,其余的,都是她自己努力為這個“家”在爭取。她起初是依附于家庭的,直到她自己獨立去開個米店——其實這在當時是個壯舉,她開始了半獨立之路,等她確定能靠自己,她才敢帶著女兒走,主動拆了這個她為之奮斗的完整的家——這一點,也是壯舉。她是個勇敢的女人,她從傳統走來,卻又是反傳統的,也就是說,具有現代性。秦怡蓮是溫州女人,她以一女子之身,從溫州到重慶,再到杭州,到舟山,她接著到臺灣,到香港。我想,某一天,她又會回來。我認識的很多溫州女人,大抵都比較傳統,落落大方又精明能干,無論到哪里,她們都能讓自己扎根。我很佩服她們這一點,所以,秦怡蓮就承載了我的這些感佩。

          澎湃新聞:在塑造故事中的幾位重要的女性:宋安華、李麗云、潘綺珍、秦怡蓮,幾乎是“全女班”,為什么會更加關注特殊時代的這樣一個女性群體?

          楊怡芬:雖然說小說中的男性人物,首先是來完成他身負的敘述功能——他們要來側面呈現舊秩序是如何崩塌的。在小說里,宋以文負責敘述海軍的戰斗力是如何崩塌的,王天錫和劉仲瑞負責敘述空軍如何轟炸寧波和上海等長三角地區,鄭景潤負責敘述金融改革的步步失敗。但我也盡量給他們血肉之軀,他們如果站立不起來,我的女人們就沒法和他們演對手戲了。

          我重點想要說的是女人,如何在自己的時代局限里,掙扎著走出一條獨立之路,這獨立包括精神和物質的雙重獨立。女性獨立主題是永恒的,這個特殊的時代,只不過是她們活動的一個舞臺。在這樣的時刻,逼迫她們做出更清醒和決絕的選擇,只有最大程度上地靠自己。完全的獨立,她們那個時候,很難做到。因為社會給她們提供的舞臺太小了。

          澎湃新聞:其實剛一看到空軍劉仲瑞,就很容易想到他的結局,這個群體在各種題材中經常被描述,比如白先勇后來被改編成電視劇的《一把青》,還有之前一些紀錄片,你怎樣看待劉仲瑞這樣一個青年空軍群體的命運及這個群體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楊怡芬:這個劉仲瑞身負的敘述功能,他是來展示戰爭之殘酷的。每個人物都有前傳,劉仲瑞帶的光芒多一些。《一把青》,我讀過小說,也看過電視劇,很感動,但這些都是在抗戰背景中的。在抗戰中,他們是一群為國捐軀的飛在藍天上的英雄,在內戰中,他們是什么呢?他們在內戰中所受的精神煎熬,可以想見。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初,很多飛行員駕駛飛機回歸大陸。我塑造的劉仲瑞,他承載著我對于“家”和“國”的思考,對于戰爭的思考,還有對和平的渴望。并不是所有的在戰爭中的人都會思考,更多的人是服從,是隨波逐流。

          《一把青》劇照

          澎湃新聞:因為你本身就是舟山人,《離觴》這個題在你心里醞釀了很久,是你一直關注的選題。這段歷史對于舟山人、對于你、并在塑造后來的舟山人地域性格是否有特別的意義?

          楊怡芬:那段歷史直接造成了舟山本土一萬多個家庭的破碎。1987年11月2日,臺灣紅十字會開始受理回大陸探親的人員登記,這一萬多人中,還幸運活著的就開始陸續回來探親,有些人葉落歸根,在舟山定居下來。我奶奶只要聽聞有老兵回來,她都要跑去打聽她的弟弟,他叫柴連忠,十多歲被抓壯丁走的,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我親眼看過奶奶的失落和心疼,我無能為力,成為我的一個心結。不久,奶奶去世了。舟山人對那段抓壯丁的歷史念念不忘,但此類文學作品并不多。那段歷史,太短了,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次強臺風,它不能對舟山人的地域性格起塑造作用,它只是改變了一萬多個家庭的人生走向。

          澎湃新聞:《離觴》中很多關于真實歷史背景,比如你著墨很多的歷史細節銀元券、金銀和美金的兌換,為什么你多次提及這個細節?

          楊怡芬:《離觴》有扎實的歷史背景,從市政、民生到學校所在、軍隊駐地,甚至學校里學什么功課,我都做過考證。在這個有關金融的敘述線,是鄭景潤負責的。在小說中,他和李麗云來談戀愛倒是其次,他最重要的功能是展示國民黨政府金融改革潰敗,以及當時有錢階層怎樣把錢曲線匯出國去。如果撇開那些戀愛故事,你會看到另一個潛藏的文本。這也許跟我從事經濟工作有關。金融仗,比戰場上的戰爭,更和普通民眾有關。經濟敗,民心失,國民黨金融大敗,民心盡失,在戰場上就兵敗如山倒了。

          澎湃新聞:你在后記中寫到“史料是一個大坑”,《離觴》的寫作主要需要參考哪些史料?

          楊怡芬:我需要知道當時的戰局,從全世界到全中國到江浙滬,我得心里有數;我需要知道當時定海城里、城外人們的日常生活,怎么去上海和寧波。小的方面,我需要知道四時節氣,當時某個戰爭節點的天氣,知道城中都有些什么生意,學校里教什么功課唱什么歌;我還需要知道鄭景潤的專業金融知識,知道宋艦長的艦艇生活,知道島內的戰備工作。這些資料,一部分從公開出版的書中來,一部分從網絡上搜索得來,一部分是當地的文史資料。這個過程,很痛苦,但也許值得。我的《離觴》是一本背景扎實的書,其中提到的哪怕某個小細節,我都盡力查證了。

          澎湃新聞:《離觴》被討論較多的是你寫作時那種洗練緊湊的語言,之前你關注過哪些作家作品,怎樣培養自己這種語言感覺?

          楊怡芬:其實我是個寫作二十年的“老”作家了。這二十年,我一直在《人民文學》《十月》《花城》等文學期刊上發表中短篇小說,我寫得不多,但我一直在文學現場。長篇小說更具大眾傳播性,這是我第一部長篇小說,因此,我顯得更像個新手。在長篇的結構和節奏方面,我是新手,但對于語言的磨練,我已經進行了二十年,說不清關注過哪些作家了。說到語言的感覺,《離觴》使用的,是和它的文本相適應的“語言”,我寫別的題材小說,會嘗試用更匹配的語調。我是個老作家,我有自己的“語言庫”了。持續寫作,會讓作家擁有對使用敘述語言的自信。

          楊怡芬為浙江舟山人。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200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人民文學》《十月》《花城》等期刊發表近百萬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披肩》《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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