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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圖說魯迅(六)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時間:2021年09月26日

        陳澤宇 整理

        魯迅先生曾說,“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魯迅先生一生所用筆名之多、寓意之深,在現代中國作家中可謂獨樹一幟。正如許廣平所言,“作者幻化許多名字,冀圖表達其意見的苦衷,對于將來從事文學的人們,或者不無裨益罷。(《欣慰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后,對魯迅筆名的整理與研究一直是魯迅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37年,由魯迅紀念委員會編印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就對魯迅先生的名、號、筆名進行過整理。自1975年起,魯迅研究專家李允經陸續對魯迅先生的筆名展開細致的梳理與釋讀,后結集《魯迅筆名索解》一書,并多次再版,是魯迅筆名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魯迅先生不同文章下筆名的差異在過往研究中不受重視,但為人為學,往往“識小”才能“見大”。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我們選擇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一書自序發布,與讀者一同回顧魯迅先生筆名中所體現的思想與精神。

        除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外,編輯過程中還受益于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等資料,特此致謝。

        ——編者按

        以上十種二十五方印譜,皆為魯迅生前使用過的印章印制,原件存于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

        1937年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中,從幼名、學名、號、家庭稱呼、筆名等幾個方面對魯迅先生的稱謂進行了整理。

        魯迅筆名一覽

        (以使用時間先后為序)

        1898年:戛劍生

        1902年:樹人

        1903年:庚辰、自樹、索子、索士

        1907年:令飛、迅行

        1910年:

        1912年:黃棘、周豫才

        1913年:周樹

        1918年:魯迅、唐俟、俟、迅、神飛、庚言

        1921年:風聲、尊古、巴人

        1922年:某生者、小孩子

        1923年:雪之

        1924年:敖者、宴之敖者、俟堂、“……即魯迅”

        1925年:L.S.、冥昭、卂、杜斐

        1927年:楮冠、楮冠病叟、華約瑟、中拉

        1928年:葛何德、封余、許霞

        1929年:EL ELEF、許遐

        1930年:L 、隋洛文、洛文

        1931年:令斐、豫才豫、唐豐瑜、冬華、長庚、宴敖、樂賁、它音、佩韋、阿二、豐瑜、明瑟、不堂、

        1932年:白舌、遐觀

        1933年:何家干、羅憮、動軒、周動軒、飛、干、何干、孺牛、丁萌、游光、豐之余、葦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斡、家干、茍繼、史癖、尤剛、符靈、余銘、元艮、子明、白在宣、敬一尊 一尊

        1934年:張承祿、趙令儀、倪朔爾、欒廷石、張祿如、鄧當世、宓子章、翁隼、孟弧、韋士繇 士繇、黃凱音、崇巽、常庚、燕客、白道、夢文、曼雪、公汗、董季荷、霍沖、杜德機、莫朕、中頭、史賁、康伯度、朔爾、焉于、茹純、華圉、越僑、張沛、仲度、直、苗挺、及鋒、隼、直入、樂雯、阿法、且介

        1935年: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

        1936年:齊物論、樂文、周玉才、曉角

        附一:魯迅筆名別冊

        纂述者、編纂者、譯者、編輯者、旅滬一記者、編者、旅滬記者、記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閑書屋、鐵木藝術社、譯文社同人

        附二:魯迅的幼名、別號和家庭稱呼

        樟壽、阿張、豫山、長庚、長根、戎馬書生、唐元期、元期、周裕齋、老大、大先生

        魯迅一生取用了140多個筆名。他的每一個筆名,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說過:“一個作者自取的筆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許廣平同志曾回憶說:他“每每在寫完短評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時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覺得有點滿意,就會對就近的人談一下,普通一些,寫出也就算了”(《欣慰的紀念》)。由此可見,魯迅對于筆名,與對待一切戰斗一樣,態度是極其嚴肅的。正因為這樣,魯迅的筆名便從一個側面記錄了他的思想和戰斗,是我們研究魯迅不應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

        魯迅的筆名,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記錄了他思想變遷的歷程,表現了一個偉大革命家韌性戰斗的精神和靈活巧妙的戰斗藝術。

        我們試將他的筆名分做三個階段來加以分析和考察。

        第一個階段是1898至1917年。其間,魯迅所取用的筆名共12個。

        這一時期,俄國十月革命尚未發生,我國還處在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朝統治集團的賣國,已經把中華民族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祖國山河破碎,人民身受苦難。另一方面是先進的中國人,正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論人民民主專政》)應當說,魯迅也曾經是“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一員。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就毅然拋棄了“讀書應試”的所謂“正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吶喊?自序》)。南京求學時,他如饑似渴地拜讀《天演論》,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影響,形成了“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三閑集?序言》)的社會發展觀。1902年,他去日本留學,為國為民去學醫,后又為國為民棄醫就文。其時他胸中燃燒著愛國主義的熾熱感情,懷著希望,既愿艱苦探索,更想展翅翱翔。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和進化論發展觀的結合,正是青年魯迅思想的主潮。

        魯迅這一時期的筆名,鮮明地反映著他當時的思想,多含有希望、自勵、奮飛和探索的意義。“戛劍生”是使用最早的筆名,這是因為他受了進化論的思想影響,感到有希望,要拔劍戰斗。“庚辰”,在傳說中是一個造福于中國人民的形象,取作筆名,正表現了他以身許國的愛國熱忱。“索子”、“索士”,是說自己是一個探索的人。探索什么呢?無非是要從危機四伏的險惡環境中探求一條拯救祖國的道路,尋求一種救國救民的真理。至于“迅行”、“令飛”等筆名,更是勉勵自己要迅速前進,展翅奮飛。

        1909年,魯迅回到祖國。不久,辛亥革命爆發了。這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曾一度在魯迅的心中,喚起了光明奮發的感情。1912年1月,他的《〈越鐸〉出世辭》一文,曾以“黃棘”署名。這筆名是以棘為策,驅馬迅行的意思,它透露出魯迅對辛亥革命的歡迎和熱望。他在文中號召:“天下興亡,庶人有責”,要大家“同力合作,為華土謀”。(《〈越鐸〉出世辭》)

        但是,魯迅和那些拼命向西方學習的“新派”人物也有不同,這就是他從辛亥革命失敗之后,便對所謂“新學”產生了懷疑,甚至是失望。他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自選集?自序》)他對資本主義是否可以救中國開始了懷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深感失望。這種懷疑和失望好不好呢?很好。這是魯迅比那些“新派”人物高明的表現。正因為如此,他便收起了琴瑟,停止了吶喊,也再沒有取用新的筆名。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的時候,以嶄新的姿態,奮不顧身地投入了新的戰斗。

        魯迅取用筆名的第二個階段,是1918至1926年。新用的筆名共20個。

        這一時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我國爆發了五四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經和中國革命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成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文化戰線上,對于維護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統治的封建舊文化,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批判,出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文化運動,其鋒芒所向,直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文化,極大地動搖了反動統治的思想政治基礎。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刻,魯迅立即從失望中抬起頭來,歡呼這“新世紀的曙光”。他一掃先前的沉默起而吶喊,一改先前的頹唐奮起戰斗。“魯迅”,就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使用并在后來使用最多的筆名。以“魯迅”落名、發表的譯作,有500篇以上。為什么取名“魯迅”呢?是因為“母親姓魯”,又“承迅行而來”。(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這樣,“魯迅就是姓魯名迅”(魯迅:1921年9月5日《致宮竹心》),有別于一般的別號和筆名了。魯迅突破男尊女卑的傳統,破天荒地使用母親的姓氏,反映了他反封建的思想。他要迅猛奮起,迅急為文,向著舊勢力、舊文化開炮猛攻。1918年,魯迅又以“唐俟”為筆名發表了新詩《夢》等作品。“唐俟”,是中國盼望著光明的前途之意。這兩個筆名,同魯迅早年的筆名一樣,都含有希望、自勵的意思;但是,由于時代的不同,所包涵的內容又當不同。魯迅年輕時,曾做過拯救祖國的“好夢”,結果是夢幻的破滅。這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了它不可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待到十月革命以后,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已成為可以實現的理想了。雖然怎樣實現這理想,魯迅當時還不十分明確,但他卻已經自覺地遵奉著“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而揮筆戰斗了。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空前旺盛,時時有奮飛之情(“神飛”);他決心站在勞苦大眾一邊(“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發反帝反封建之聲,樹革命前進之風(“風聲”);他指出,盡管反動統治階級“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冥昭”),也決不可能使他們的統治“萬年有道之長”。(《春末閑談》)

        第三個階段是1927至1936年。這十年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十年,也是魯迅反文化“圍剿”,英勇戰斗的十年。為了沖破白色恐怖和文化“圍剿”的羅網,爭取戰斗篇章的發表,魯迅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筆名。這一時期所用的筆名多達100以上,含義也極為豐富和深刻,并且更側重于諷刺和戰斗。

        毛澤東同志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新民主主義論》)魯迅的許多筆名集中地反映出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高貴品質和寶貴性格。他“佩韋”(韋,系柔韌的牛皮)而戰,以“葦索”打鬼,用“桃椎”驅邪卻敵。敵人把他的雜文,視為蛇蝎,他就偏要以“它音”(意即毒蛇之音)同他們不斷糾纏。“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推行反共賣國政策更加瘋狂,魯迅就給以無情的揭露,勇猛的抨擊。他以“明瑟”(意即用語鮮明,直抒胸臆)為筆名,寫下了《“友邦驚詫”論》,對國民黨及其“友邦”痛加鞭苔。為針砭國民黨賣國的外交政策,他又取筆名“白舌”,意在指明他們的所謂外交無非是白費唇舌,騙取輿論。在國難聲中,國民黨不去抗日,卻恬不知恥地叫喊“建國”,魯迅立即以“遐觀”署名,寫下了《水災即“建國”》一文,揭露了反動派的虛偽。雖系遠看(“遐”,遠也),卻一眼看透了本質。1933年初,他應友人之約,為《申報》副刊《自由談》投稿,由于“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用”,便題了“何家干”和“干”為筆名。以“何家干”和“干”發表的二十多篇雜文,集中地揭露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賣國政策,它猶似利刃尖刀,把蔣家王朝攪得天翻地覆。魯迅預料到,這些雜文將使敵人惱怒,甚至要追查“這是誰干的”!于是,他就主動向敵人挑戰,把他們老羞成怒、色厲內荏的猙獰面目,展現在讀者眼前。魯迅是無畏的,敵人越兇殘,他越要戰斗下去。“管他冬夏和春秋”,干下去,干到底!于是,“干”就成了他英勇戰斗、不畏強暴的又一個筆名。這年5月,他的雜文不能繼續發表了,“何家干”這筆名也不能再用了。他就變換新的筆名,繼續戰斗。他又說:“這么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于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準風月談?前記》)在文網密布、鬼蜮橫行的舊中國,魯迅署真名不行,署假名也不行,他悲憤地說:“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然而,魯迅是韌戰的楷模。他又“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花邊文學?序言》)1933年,他新用的筆名是28個,到1934年,竟達到了41個之多。即使這樣,他的許多文章還是遭到了檢查官的刪除,《病后雜談》一文,竟被砍掉了“五分之四”。魯迅多次把這種處境,比作是“帶著鎖鏈在跳舞”。(1935年4月9日《致增田涉》)他決絕地說:“我即使講盤古開天辟地神話,也必不能滿他們之意,而我也確不能作使他們滿意的文章。”(1934年12月25日《致趙家璧》)又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

        在對國民黨抨擊、諷刺的同時,魯迅另有一類筆名,足以幫助讀者認識他所處的環境是多么險惡,時代是何其黑暗!魯迅被剝奪了出國訪問的自由,他就以“華圉”作筆名以示抗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他,又讓他失去回訪故鄉之自由,于是有“越客”、“越僑”等筆名的采用。有時,他思念居住、戰斗過十五年之久的北京,便又有“燕客”之名的出現。國民黨多次把他的名字列入特務暗殺的黑名單,他就自比張祿(戰國時期魏國范睢受迫害后之化名),取筆名“張承祿”、“張祿如”,以示控訴。所有這些筆名,飽含著魯迅對反動統治者的仇視,也使我們認識到作為左翼文藝旗手的魯迅,正是反動派追逐、偵察和迫害的主要目標。

        對于人民,魯迅充滿了深沉的愛。他認為文藝應當屬于人民,他自己也屬于“杭育杭育”派,故有諧音的筆名“康郁”產生。他全心全意地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孺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魯迅在晚年,也不乏表示希望、奮飛、自勉的筆名。他以“隼”(疾飛之鳥)、“翁隼”(老健的鷹)、“旅隼”(游擊的鷹)自況。這些筆名正是“令飛”“神飛”等筆名的新發展。面對黑暗,他堅定地表示要繼續戰斗(“荀繼”),對舊勢力、舊思想要及鋒而試(“及鋒”),單刀直入(“直入”),而且要精力充沛(“張沛”)地搏斗下去。他切盼無產階級的文藝新苗茁壯挺拔(“苗挺”),堅信新中國一定會誕生,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勝利,并為之吹響了戰斗的號角(“曉角”)。真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啊!

        魯迅的筆名數量很大,他取用筆名的方式方法又多種多樣,靈活多變。有的表心愿,有的表諷刺,有的表反擊,有的表戰斗,有的表揭露;有些是幼名的衍變,有些是古典的脫化,有時又將敵人或論敵對他的攻擊言詞稍加變化用作筆名;有些是漢字的諧音,有些是外文的采用;有的筆名與文章的內容緊緊相連,有的又與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不能分離。那么,我們究竟應當怎樣準確地認識和解釋這些筆名呢?這確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

        魯迅說過這樣一段話:“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題未定”草?七》)這里講的是對于文章和文學作品的分析評論,但它卻同樣適用于魯迅筆名的研究。這是因為魯迅的筆名,是他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的產物,是同他本人的思想和戰斗不可分離的,是同他的雜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緊緊相連,甚至是溶為一體的。因此,要正確地而不是牽強附會地解釋魯迅的筆名,就應當嚴格遵循魯迅所提出的三顧及(即顧及全篇、全人和社會狀態)的原則。

        魯迅的許多筆名,前人已有解釋。這些解釋,多數是正確的,但也有少數未必妥當。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多(約三四十個)的筆名還得不到解釋。每當遇到難以解釋的筆名,人們便說:這個筆名是“取其通俗”,那個筆名是為“掩過檢查官耳目”,仿佛再沒有什么探索的必要了。其實也未必是如此。

        為什么有的筆名解釋錯了,有的筆名又一時得不到解釋呢?是因為沒有全面地運用“三顧及”的原則,尤其是忽視了“顧及全篇”。

        例如:對于“不堂”這個筆名,過去許多人都解釋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這是因為在30年代資產階級文人曾經攻擊雜文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體。這種解釋顧及了社會狀態,然而卻忽視了“顧及全篇”。如果我們認真地閱讀魯迅以“不堂”為筆名發表的那篇《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就會發現把“不堂”解釋為“不登大雅之堂”是片面的,而準確的解釋應當是:那些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并不是真正的“堂?吉訶德”。

        又例如:對于“阿法”這個筆名,過去多認為是“取其通俗”,便不再深究。但如果認真閱讀一下魯迅以這個筆名發表的《罵殺與捧殺》一文,就會發現它的含義無疑是說:阿諛奉承是一種殺人的方法。魯迅把他在長期斗爭中總結的這一寶貴經驗,不僅寫在雜文里,也熔鑄在筆名中,他的這篇雜文的思想內容和這一筆名深刻寓意已經溶為一體,我們是不應當忽視的。

        魯迅有些筆名只發表過一篇文章,有的則用在許多篇。對于某些難以解釋的筆名,似應著重研究用這個筆名所發表的第一篇文字(當然有時也要綜合考察各篇),來探求其含義。筆者對于不少筆名的索解是朝著這個方面努力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前面提及的“不堂”、“阿法”便是這樣,此外如“雪之”、“冥昭”、“華約瑟”、“冬華”、“白舌”、“遐觀”、“宓子章”、“夢文”、“曼雪”、“姜珂”等也是如此。自然,有些解釋,恐怕也難免失之于牽強,之所以不揣冒昧地把它寫了出來,是含有拋己之磚,引他人之玉的意思的。

        當我們對于魯迅筆名的含義有了較為準確的理解之后,又會反過來加深對他所處的時代、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雜文的認識和理解。正如許廣平同志所說:“我們要了解某一時代的思潮,某一時代的文學背景,和產生這文學的關系,研究這特殊的,作者幻化許多名字,冀圖表達其意見的苦衷,對于將來從事文學的人們,或者不無裨益罷。”(《欣慰的紀念》)

        1977年1月14日草成

        1979年2月14日改寫

        2006年3月5日整理

        (上文為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自序,轉引自《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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