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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西岳:中國作家需用心開采抗戰文學富礦
        來源: | 時間:2021年09月13日

          文/李西岳

          2015年,我承擔了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撰寫解說詞的任務,近一年的時間,我閱讀了大量各種版本的抗戰史料及相關文學作品,梳理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關于中國抗戰的諸多特點,其中有開戰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付出代價最大等。說開戰時間最早,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國打響了反對日本侵略軍的第一槍,與1939年9月1日德軍閃擊波蘭,相較第二次世界大戰起點早了8年;說持續時間最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國抗戰堅持了14年之久;說付出的犧牲最大,是指東方戰場而言,中國抗戰中傷亡3500萬人,損失5000億美元。

          巴爾扎克說過,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毋庸諱言,在中國上百年來抵御外來侵略的戰爭中,惟抗日戰爭是最曠日持久的,也是最悲壯慘烈的,應該成為中華民族悠久歷史中最具“民族秘史”意義的一部分,它積淀成的文學富礦深厚而復雜,血腥而悲愴,為作家們深入持久的開采,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資源。如果梳理一下中國抗戰文學史,就不難發現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這座富礦里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開掘,在深耕細作中,淘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國抗戰特色和品質意義的文學黃金。再做進一步梳理,大至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抗戰期間,從解放區到敵占區,從國統區到抗日民主根據地,一大批熱血沸騰的知識分子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創作出了許多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時代氣息的文學作品,如《生死場》《八月的鄉村》《四世同堂》《呂梁英雄傳》《風云初記》等。第二次浪潮,就是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也稱作十七年),這次浪潮來得相對有些猛烈,創作者大都參加過火熱的抗戰斗爭,全國解放后,他們過上了安定日子,靜下心來寫了一大批主題鮮明、故事曲折、可讀性強的抗戰文學作品,如《平原游擊隊》《敵后武工隊》《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烈火金剛》《苦菜花》等。第三次浪潮是新時期以來,一些沒有參加過抗戰,卻有較強實力的作家,他們依據閱讀史料和豐富的藝術想象,寫出了一批具有新的戰爭理念和某種反思意義的抗戰文學作品,如《紅高粱》《亮劍》《歷史的天空》等。這三次浪潮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抗戰文學景觀,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創作的抗戰文學作品,再現了不同的戰爭場景和面貌,留下了不同特點的抗戰英雄形象,不僅豐滿了中國抗戰文學史,也生動形象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客觀地說,作為軍旅作家,我是第三次抗戰文學創作浪潮中的一員,我的家鄉冀中平原的熱土曾被抗戰的烈火燃燒過,被英雄前輩的鮮血浸染過,我是聽著父輩們講著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長大的。參軍后,我所在的原北京軍區部隊前身是晉察冀軍區,而冀中是晉察冀軍區的腹地,也是產棉產糧的富庶之地,為華北敵后抗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戰爭資源。1942年,新上任的日軍駐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揚言要摧毀八路軍的戰爭血脈,用五萬大軍報復百團大戰,對冀中平原進行拉網式、篦梳式、魚鱗式清剿,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這就是抗戰歷史上的冀中“五一”大掃蕩,那次大掃蕩日軍共殺害和擄走冀中軍民五萬余人,其慘狀如電影《地道戰》中所描述:“邁步登公路,抬頭見崗樓。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狼煙。”也正如我的父輩所說:“那真是推了碾子又上磨,過了篩子又過籮,老百姓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簡直就不讓你活。”可我英雄的冀中父輩們,憑著血性、頑強和智慧,喊著:“今年消滅希特勒,明年趕走小日本兒”的口號,在“三光政策”中挺過來了,熬過來了。經過十幾年的思考沉淀,2012年我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血地》。在我的小說面世前,關于反映冀中抗戰題材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在三次抗戰文學浪潮中已有相當多的數量,而且有著廣泛的影響,面對無法超越的“大山”,我只好另辟蹊徑,我把目光投入到民間抗戰中去,投入到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這些人物幾乎都沒有高大全的英雄痕跡,而且在他們身上還存有某些人性弱點甚至斑斑劣跡,平時一片散沙,窩里斗,而抗戰卻把他們擰成繩子,一旦遭受外辱,他們便同仇敵愾義無反顧,在他們身上,閃耀著樸素的愛國情懷和人性光輝,如紅軍團長出身的李長生雖文武雙全,不計殺父之仇的家恨動員村民抗戰,卻死活走不出親情與愛情帶來的尷尬;偵察員鐵榔頭嗜酒如命且與村里的小寡婦有染,但在反掃蕩中站出來舍身掩護老百姓毫不含糊;大學生出身的抗敵劇社社長郭文秀因忍受不了李長生對她的批評連夜開了小差,在外一路尋找“實業救國”無果滿懷羞愧歸隊;風流成性的小白鞋,大屠殺中本來能活命,卻回頭撲向從死人堆里站起來的鐵榔頭,兩人雙雙倒在鬼子的槍口下;當了漢奸的小刺猬最后良心發現,阻止鬼子掃蕩未果殺身成仁……這些人物構成了《血地》具有民間色彩的抗戰英雄畫廊,他們把戰爭作為一種平常日子過,就像他們自己編的歌曲那樣:“死了的已經死了,咱活著的接著活,該吃咱還吃,該喝咱還喝,該唱咱就唱,該樂咱就樂,氣死小日本兒,解放全中國……”這就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過活的冀中人,這就是被戰爭動員起來的莊稼漢,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一邊打仗,一邊干活,他們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他們的祖先埋在這里,他們要用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這片熱土。任何兇殘無道的敵人都不能來惹他們,一旦把他們惹翻了,就會葬身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如今抗戰勝利已經76個年頭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從研究抗戰的史學家到從事抗戰題材創作的作家,再到民間的普通老百姓,都對這場戰爭有了更加客觀、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認識,雖然中華民族百余年來飽受外來欺辱,但都沒有抗日戰爭給我們留下的精神創傷更為痛徹,對我們的民族尊嚴傷害得如此無以復加。清代文人趙翼曾有這樣的詩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正因為中華民族經歷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才沉淀成深不見底的抗戰文學富礦,但回過頭來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們雖然經歷了三次開采浪潮,也創作出了如上所述的諸多有影響的文學作品,但跟我們這個民族所經受的那場深重災難和付出的沉重代價相比,仍是不太匹配的,或者有說不出的遺憾,我們從心底里呼喚,在中國文學史上能夠出現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世界名著那樣鴻篇巨制的抗戰文學作品,像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一樣彪炳顯赫,但這只是一種愿望,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作家大都作古,即使健在怕也力不從心,而我們這些依據史料加想象的作家,經過幾十年的閱讀、沉淀與思考,承擔起這一使命,并當之無愧地留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我覺得是非常難的,但也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作家寫歷史,首先要研究歷史,走進歷史,而作家與史學家所肩負的使命不同,作家要通過文學藝術手段塑造人物再現歷史,讓歷史成為一種敘事背景,人物的命運發展處于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也就是說,作家不僅要研究歷史的脈絡,更要走進歷史的紋理與骨髓,更要關注和吃透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細節,這樣所塑造的人物才有特定的歷史意義和典型意義。抗日戰爭是一本具有深度、厚度與廣度的歷史大書,啃透它相當不易,它不僅曠日持久,且錯綜復雜,不僅有國民黨軍隊為主力的22次大會戰,更有壯懷激烈的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聯和華南游擊隊對侵略者的廣泛抗戰,這些抗日武裝是打敗日本侵略軍的主要力量,那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民戰爭,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應該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在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抗日戰爭時期那樣,民族覺醒如此深刻,民眾動員程度如此廣泛,群眾發動規模如此浩大,戰斗意志如此堅強,斗爭如此悲壯慘烈艱苦卓絕。應該說,凡是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們,只要不當漢奸,不管是死去的,還是活著的,都是英雄,那是一個遍地英雄的時代。所以,我們這些作家應該啟發心智去寫他們的家國情懷,寫他們的英雄壯舉,寫他們的兒女情長,寫他們的人性之美,寫他們在戰爭中的普通日子及命運際遇,這便是對中國抗戰文學富礦最有價值意義的開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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