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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陳平原:學術史視野中的小說研究
        來源:《書城》 | 時間:2021年08月26日

        文/陳平原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小說史學面面觀》,陳平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將出版。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冊小書,既是靈光乍現,一揮而就,也是長期積累,水到渠成。前者指的是寫作時間,從二〇二〇年三月起筆,到十二月中旬基本敲定,即便加上日后的修訂與潤色,全書也都完成于多災多難的庚子年。比起我以往諸多一拖再拖的著作,此書的撰述可謂神速。后者則是指論述立場—綜合小說史的趣味、學術史的尺度、教育史的視野,而這正是我多年苦心經營的結果。

        所謂“靈光乍現”,說的是寫作機遇,也是此書最終成為這個樣態的關鍵。庚子年的新冠疫情,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我的生活方式及寫作策略自然也隨之變化。年初規劃此課程時,并未準備寫成書稿。只因疫情不斷,北大貫徹防疫措施,也為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學生保持良好的學習及精神狀態,“延期不返校,延期不停教”。事后很多學生反映,確實是借線上課程,逐漸恢復了正常的生活節奏。

        改為線上教學,在年輕教授是小菜一碟,而對于老眼昏花的我來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電腦技術太差,平日出現故障,總有學生伸出援手;如今各小區全都封閉,只能自力更生。在助教的遠程指導下,我最終選擇了容易操作的“企業微信”。對著手機屏幕,忐忑不安地講完第一課,當天晚上,我寫了《臨老學繡花——我的第一次網課》,第二天北京頭條APP推出,又刊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北京青年報》。有類似困擾的人大概不少,此文因而傳播挺廣。北大校長還在全校干部大會上引用,當然表揚的是工作態度,而不是技術能力。面對如此艱難局面,始終與學生站在一起,為其分擔郁悶與憂慮,這是當老師的職責。至于課講得精彩與否,那倒在其次。

        十幾年前,我在北大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討會上發言,檢討我們過于放任的教學方式:“北大的好些課程,尤其是名教授的演講,很好聽,也很精彩,但學生們只需觀賞,不必介入。修這種課,很輕松,期末寫個作業,就行了。老師對于閱讀量以及參與程度,沒有特殊要求。”(《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8期)也曾努力增加課堂討論,但因修課學生多,效果總是不太理想。這回學生分散各地,全都宅在家中,時間上比較寬裕,完全可以提修課要求。學生每周至少閱讀指定的一部著作,課前提交發言大綱;課上教師除了專題演講,還必須與同學對話。

        聞知每周都得交作業,不少習慣于只是聽講的學生當即打了退堂鼓(按照規定,選修課第二周可以退課),最終修習此課的僅十八勇士(此外還有若干申請旁聽的)。每次上課前一晚八點,助教發來同學們的閱讀感想,那時我自己的課已備好,花一整個晚上準備摘要、評點、答疑。學生稱,此舉讓他們很受益—看自己的哪些想法得到老師的肯定或質疑,也觀察其他同學思考問題的角度。都是聰明人(直博生或碩士生),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迅速適應這種教學方式,說是很累,但很充實,能真切感覺到自己在進步。

        課程結束,許多同學發來修課感想,摘錄幾段如下:

        王芷晨:一周閱讀一本書,還要調動思維和知識去撰寫札記。一開始有些吃力,后面就逐漸適應了這種節奏,喚醒了自己的閱讀能力,覺得很驚喜。這一周沒有閱讀任務,甚至會悵然若失,直到又翻開另一本書,才感覺生活回到了正軌。雖然宅在家,但是靈魂永遠在路上,思維能夠在時空飛翔,和古仁人、今賢者對話,是這么多天養成的閱讀習慣。

        丁程輝:閱讀之所以能夠獲得不同的結果,我想很大程度上也跟每周的“作業”有關。沒有這個作業,可能書讀過去就讀過去了,過往的經驗是至多留下一個喜歡或不喜歡的直觀印象。因此,此次課的十次“作業”就發揮了某種訓練功能,至少對我是如此。我會將它帶到此后個人的閱讀與學習中。

        蔣紫旗:本課極大地幫我修正了多年積弊,我在閱讀研究著作時不再只是憑感覺去下一個泛泛而談、一概而論的總結,更有意識地把握分寸,分清主次,找準恰當的角度切口。陳老師強調了很多次,每一個學者都不可避免地會有自己的立場、理論預設和情感偏向,所以單純批評對錯其實是一種看似高屋建瓴,其實是簡化的、粗率的做法。印象最深刻的是普實克和夏志清,我應該做的是理解、貼近著者的立場和偏向,才可能說一句“理解之同情”,去找到學者最堅硬的那個核,讀一本書能夠把握研究的氣質、特點和強項。

        冉娜:在這門課程中看到了各種對小說史的論述方式,有嚴謹的理論分析,有翔實的史料考證,有細膩的情感浸入式體會,也有宏大寬闊的結構構建,有從作家論進行研究的,也有從流派史出發進行研究的,也有從現代性出發的,每一種論述方式都有著自己的洞見,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藝術審美批評與社會歷史分析、中心研究與對邊緣的關注,等等,這門課提供了一定的對小說史研究的了解,各位學者的學術視角、學術態度、研究方法和批評姿態,對我來說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賀天行:多位同學在最后一次發言中都提到,老師在講述過程中穿插的基于個人交往經驗的學者逸聞或“月旦人物”都帶來別樣的啟發。

        后兩位的評述,牽涉此課程的講授內容及教學方式。至于我在課上如何摘錄及點評,參見第九章第三節“召喚對話的‘獨語’”。考慮到版權等問題,其他各章不引入(甚至有意回避)學生的觀點。

        庚子春夏,我曾三個多月沒走出小區,除時刻關注疫情變化,再就是全力以赴地備課、講課。最初的慌亂過后,定下神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講稿弄得更翔實些,課后逐漸整理成文,交《文藝爭鳴》刊發。最后成書雖還得益于下半年的辛勤勞作,但當初的決心與計劃很重要。

        頭兩次課乃總論,借用的是以往的著述,就不整理了。魯迅與胡適那兩講,其實也多有倚靠。真正用力的是后面那十講,牽涉小說史學的方方面面。單看章節標題,就明白此書的工作目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科史”。對比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或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本書的長處不在史料豐贍,而是問題意識突出。一再叩問的是,“小說史學”的功能、方法及境界,以及小說史學到底能走多遠。

        多年前,我曾談及小說理論與小說史著合一的可能性,舉的例子是拉伯克對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伊恩?瓦特對十八世紀英國小說的研究、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熱奈特對普魯斯特的研究等:“他們從具體的研究對象中發現一些為以前的小說理論所未能解釋的東西,因而根據自己的研究推演出一種新的理論模式。而中國的小說史家大都缺乏理論興趣,不習慣于在研究中發現并培養‘理論變異’,小說理論家則滿足于預先構想一個黑格爾式的整齊完善的(當然也是大同小異的)理論框架,然后往里面塞古今中外的文學‘典故’。”(《小說理論更新的先兆》,《讀書》1988年第1期)正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如何在小說史學的實際操作中,真正實現方法革新乃至理論創造,而不僅僅是今人津津樂道的“填補空白”,可不是手到擒來那么簡單的。

        基于此設想,本書舍棄了很多主要貢獻不在小說史學的優秀學者,即便在小說研究領域也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采取“舉例說明”的方式,選擇我較為熟悉且感興趣的話題,反復敲打,希望能得出若干獨特的發現。

        作為本書論述對象的十二位中外學者,大體分為三代:活躍于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的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阿英(1900-1977);一九五〇年代登場的普實克(1906-1980)、夏志清(1921-2013)、韓南(1927-2014)、范伯群(1931-2017)、嚴家炎(1933-);以及一九八〇年代開始表演的趙園(1945-)、黃子平(1949-)、王德威(1954-)、陳平原(1954-)。三代人的閱歷與視野迥異,而即便同代人,也因政治環境及學術資源的差別而大有區隔。盡管如此,中國小說既為共同的研究對象,諸人還是有對話的可能性。承認個體差異以及各自間存在巨大縫隙,褒貶抑揚之外,更希望呈現小說史學發展的眾多可能性。

        主要研讀每位學者的某部著作,但往往不局限于此,而是左盤右帶,縱橫捭闔。所選十二部著作的出版時間如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23/1924);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1942);阿英《晚清小說史》(1937);普實克《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英文版1980,中譯本1987);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1961,中譯本1979);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英文版2004,中譯本2004);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989);范伯群《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2007);趙園《論小說十家》(1987);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初版《革命?歷史?小說》刊于1996);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英文版1997,中譯本2003);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初版時間不等于寫作時間,這里最典型的是胡適與普實克二書。也曾想按照論題推進或書籍出版時間排列,但總覺得不妥。最后只好采用最保守的做法—以作者年齒為序(嚴、范兩章因所涉話題,略有調整)。

        撰寫此書,到底采用何種文體,是論文還是隨筆,很是猶豫了一陣。開始想寫成專題論文,如同我此前發表的《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1993)或《假設與求證—胡適的文學史研究》(1994),很快發現那樣不適合于講授;做成純粹的講稿,類似我在三聯書店刊行的《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又擔心如此一來,好些資料無法準確呈現。第一、第二章其實做了兩個版本,一夾注,一底注,最后還是選擇了后者。即便如此,在《文藝爭鳴》連載時,我還是建議放在“隨筆體”專欄,因擔心學界詫異學術論文中為何穿插了那么多“閑言碎語”。既學問,也人情,還文章,這可能嗎?可這正是我想試驗的。最后發現,沒我設想得那么嚴重,朋友們大都認為文章別具一格,好讀。而且,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轉載了其中的四篇,代表學界的默許。

        作為學術刊物的《文藝爭鳴》,之所以設立“隨筆體”專欄,原本就是我的主意。在《文藝爭鳴》二〇一六年第四期上,我發表《與人論刊書》,其中有這么四段話,日后被印在每期“隨筆體”專欄的開頭,充當護身符:

        今日中國學刊,注釋越來越規范,但八股氣日濃。說不好聽,除了編輯與作者,以及個別剛好對這個題目感興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讀。

        傳統中國談文論藝,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記、序跋、書評、隨感、對話等體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學術影響,我們方才開始撰寫三五萬字的長篇論文。對此趨勢,我是認可的,且曾積極鼓吹。但回過頭來,認定只有四十個注以上的萬字文章才叫“學問”,抹殺一切短論雜說,實在有點遺憾。

        放長視野,學問不一定非高頭講章不可。在我心目中,編雜志最好是長短搭配,莊諧混雜,那才好看、耐讀。我明白,困難在于學術評鑒—這樣有趣味但無注釋的“雜說”,能計入學者的工作量表嗎?好在今天能寫且愿寫此類短文的,大都已經擺脫了這樣的數字游戲。

        真希望有學術雜志愿意設立專欄,在精深且厚重的專業論文之外,發表若干雖不計入成果但有學識、有性情、有趣味的“雜說”。

        從二〇一七年起,《文藝爭鳴》每期編發一二篇此類“隨筆體”文章,算是一塊不計工分的試驗田。置身此專欄,好比百米賽跑前將自己放倒,用不著別人譏諷或批判,反正不參與排名,這樣就安全多了。但內心深處,我確實一直追摹那些能思考、善考據、有文采的好文章—管它叫不叫“學術”。

        去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我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在某次關于此書的演講中,我談及自己“長期以來溝通文/學的強烈愿望”,以及“將若干成功的‘學問家’作為‘文體家’來閱讀”的體會:

        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大潮洶涌,撰寫長篇論文或構建皇皇巨著,確實成了推進學術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我們不能因此斷言,那些“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小書,或者那些藏學問于隨筆的論述(比如周作人對明清散文充滿睿智的發掘與闡釋),就沒有存在價值。恰恰相反,我之所以用知識考古的眼光,面對現代中國述學文體的前世今生,不是為了追求形式及筆墨的一統天下,而是期待百家爭鳴以及眾聲喧嘩局面的真正形成。(《學術表達的立場、方法及韻味》,《南方文壇》2021年第2期)

        這里所說的“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小書,借用的是錢鍾書對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評價,其間褒貶兼有。而在《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中,我是這樣評述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這三部由演講發展而來的著作:

        周、錢、牟三書,都是“小而可貴”。惟其篇幅小,講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棄;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鋒芒也更加突出。所謂“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欬于一堂之上”;不以嚴謹著稱,但“疏略而扼要”,“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在一個專業化成為主流、著述越來越謹嚴的時代,此類精神抖擻、隨意揮灑、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書”,值得人們永遠懷念。

        講臺上的學問,也可轉化為文章,若能著意經營,同樣十分精彩。也就是牟宗三所感嘆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處”。

        此書連載于《文藝爭鳴》時,第一、第二篇冠以“小說如何史學”的總題,第三篇起方才使用“小說史學面面觀”。此舉很大程度是為了致敬英國著名小說家和批評家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的《小說面面觀》。那也是一本演講結集的小書,不到十萬字,我讀的是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內部發行”版,當初深為講者的睿智所折服。如今東施效顰,既為保留馳想的自由與學問的溫度,也是紀念庚子年那個特殊的課堂。

        最后,感謝十八位正式修課的研究生,還有提供連載版面的《文藝爭鳴》雜志社,某種意義上,沒有他們的積極配合,就沒有這本小書。至于每章完成后,夏君代為把關,減少不必要的失誤,同樣值得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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