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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徐勇:回避評判的批評是不可能的
        來源:錢江晚報新聞資訊客戶端 | 時間:2018年06月19日

          作家為什么要或會這么寫而不是那么寫?他的創作是否有若隱若現或者說貫穿始終的某一傾向?這一傾向的背后是否有時代、社會的語境上下文隱匿其間?云云。

          這時就需要結合作家此前的作品,把它們置于前后貫穿的脈絡當中去,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厘清作家創作的線索和承繼遞變關系……

          批評家需要發現作家自己所沒有發現或意識到,但實際上又確確實實地存在于作家的脈絡當中的起承轉合。

          這就意味著批評也是一種闡釋,而不能僅僅被視之為翻譯。批評家所做的工作不是復原或還原,如果說復原或還原可以稱之為翻譯的其中之義的話。事實上也不可能還原,因為假使作家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話,批評就可能是一種再創作。

          這既是一種提升,也是一種對話: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以及批評家與作品之間的對話。雖然有些時候作家自己并不一定認同,但只要言之成理,只要是立足于作品或從作品的解讀中得出,這樣的批評就有它的存在價值。因為,如果批評只是用作家的文字,或他們喜歡的方式方法的話,這樣的批評就只能是作品的附庸,自然也就可有可無了。而事實上,就表達的形象和文采而論,批評家常常要遜于作家。這就要求批評家必須要有一套屬于自己而非作家的術語和范疇。批評家必須清晰且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意思,雖然這意思不一定是評判。批評家必須使用理性思維,而不是形象思維。

          讀一點

          徐勇:論蘇童《黃雀記》的文學史意義(節選)

          作為一部書寫當下、介入現實的作品,《黃雀記》的起始處無疑已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但擅長也鐘情于歷史寫作的蘇童似乎并未放棄對于歷史的再度追憶與審視,祖父這一形象便勾連起滯重的歷史與輕盈的現實的“怪物”。作為文本世界中隱喻性最強的人物形象,香椿樹街活得最久的一個老人,祖父無疑是一部活的歷史:革命之前的士紳,革命中被專政的對象,以及革命之后的歷史剩余。他猶如“實在界”的殘余與碎片,提示著香椿樹街最為不堪的歷史記憶與創傷。如果說祖父頭上那令人觸目驚心的疤痕提示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文革”時代,那么他對于祖先骨殖的尋找并因此陰差陽錯地掀起“掘金熱”則使革命之前香椿樹街“資本”的史前史逐漸浮出水面:“祖父挖掘手電筒的路線貌似紊亂,其實藏著邏輯,他無意中向香椿樹街居民展現了祖宗的地產圖。這在街上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輿論反響,傳說從孟師傅家到兩百米開外的石碼頭,曾經都是祖父的家產”,“人們在各自的屋檐下生活工作,造就淡忘了從前土地的歷史,未料到祖父突然冒出來,以一把鐵鍬提醒他們,你們的房子蓋在我的地皮上,你們吃喝拉撒,上班工作,都是在我的土地上。祖父扛著一把鐵鍬在半條香椿樹街上走來走去,所經之處,歷史灰暗的苔蘚一路蔓延,他的腳步無論多么謹慎,對于沿途的居民或多或少是一種冒犯”。一場由心血來潮或蓄謀已久的謊言引發的“地道戰”無意間畫出了早已被歷史/時代遺忘的香椿樹街的“階級地形圖”:對祖宗骨殖/血緣/傳統的尋找卻首先尋出了祖宗的地產/資本的地理與歷史,這無疑是敘事者對于“后革命時代”最深刻的理解與最刻骨的諷刺。香椿樹街的居民由此陷入一場類似于嘉年華似的狂歡,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對于黃金的狂熱也于無意間貫通了兩個斷裂的時代——革命之前及革命之后的歲月——資本則成為裂谷之上的浮橋,“通過消費大眾和市場經濟的崛起,資產階級終于找到了它在政治上的轉世和來生”2。 雖然敘事者在《黃雀記》中有意略去了“革命”前史,但通過對祖父的“尋找”的追溯仍能讓我們看到這其間的關聯,這一“尋找”與《河岸》(2009年)中庫文軒固執的“尋找”革命血緣間構成某種頗有深意的呼應與對接。如果說革命曾打斷了資本的歷史,使祖父成為一個無魂——記憶、歷史缺失——的軀殼,那么對于庫文軒父子而言,以革命為名所展開的家族血緣關系的建構/重構則成為他們現實處境和人生悲劇的淵藪。歷史與現實在這里呈現出一種悖論和背謬的對應關系:祖父原本喚回歷史、賡續血緣的努力卻為香椿樹街喚起了資本的歷史與記憶,而庫文軒那背負革命紀念碑的投河也終變成現實改革的有力支持與反諷銘刻。祖父與庫文軒,這兩個當代文學長廊中最令人費解且陷入無意義“尋找”這一行動/實踐的堂吉訶德式的傻子與瘋人,作為資本和革命時代歷史/現實“實在界”的殘片,是無法為“象征秩序”3消化與消解的剩余與冗余,他們的存在,使曾經似乎光鮮的資本歷史與曾經宏大的革命敘事顯現出某種難以遮掩的縱橫裂隙及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

          雖然說《黃雀記》中有《河岸》和《城北地帶》的影子在,這部小說的出現仍能看出蘇童小說創作的新的變化與變故來。他此前的小說偏短,即使是長篇,也大都不超過20萬字,而且以中短篇居多,這幾年來的蘇童,開始專注于長篇小說的創作,而且一部比一部長,《黃雀記》的誕生,書寫了長度、厚度與深度互為印證的神話。

          這仍是以香椿樹街作為背景或前景,仍舊以青少年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作為表現視景的小說,但故事發生的時代布景卻于無形之中騰挪轉移悄然生變。說其是無形,是因為小說的時間流轉雖不甚明確,但仍能讓人大致判斷。小說講述的顯然不再是20世紀60、70年代的香椿樹街的遙遠的故事了,作者視點前移,開始專注于自己一代人的成長主題及其遭遇的生存困境。這一傾向,使人想起了余華幾年前頗引人熱議的小說《兄弟》(2005年)。兩部小說在時間的跨度上有其共通之處,都是在“文革”前后到新世紀初的背景下展開敘述。這一時間上的跨度,既是小說結構布局的分水嶺,也是制衡青少年主人公的成長視域。所不同的是,在《兄弟》中時代的轉折是以跳躍的方式呈現,而在《黃雀記》中,時代的變遷卻是以明暗對照虛實相生的方式在不同的主人公身上體現或呈現:80、90年代轉型的數年,既是保潤陷于牢獄的刑期,也是柳生人生暗淡的“秋天”,更是仙女置身改革開放前沿深圳下海的弄潮10年。這樣來看,兩部小說展現的其實是跨越前后兩個時代的青少年的成長的故事。時代的轉折仍是理解這部小說中成長主題的關鍵。

          在小說中,雖然我們對保潤的成長背景一無所知,但從他的體驗中仍能感覺到時間的發展。在他到井亭醫院去陪祖父前,他的青少年時期是模糊而不明的,同樣,我們對這一時期香椿樹街的社會背景也是一無所知的。就在這樣一種光影朦朧明滅間,哐啷一聲我們感覺到了時間的腳步。我們對時代社會和保潤的認知是從他進入精神病醫院——井亭醫院的那一刻開始的:

          保潤駐守井亭醫院,不知家里的變化的日新月異。那天他被父親替換回家,騎車到了家門口,一時不敢下車了。祖父的房間似乎被某個怪獸一口吞噬,消失不見了,臨街的窗戶與墻體經過擴張改造,變成了豪華的玻璃移門,移門里側,是花花綠綠的時裝森林。一個黑暗而衰敗的世界被精心粉飾,舊貌換新顏,卻是別人的世界了。

          社會的發展給予保潤的是一種“震驚”體驗(“怪獸”)。這似乎是一種悖論。生活于日,F實中的保潤并沒有感覺到什么滄海桑田,時間的流轉以一種潛移默化熟視無睹的方式呈現,只有在側身于與世隔絕的井亭醫院一段時間后,返回家中以一種陌生的眼光打量這一切時才會發現其中的變化!罢痼@”在這里其實是一種陌生化的審美距離產生的效果。保潤完全可以置于時代之外,而事實上他也自始至終生活在井亭醫院或監獄之中。這正可以挪用改寫王德威形容蘇童的說法,“偏安在時間的邏輯之外”,保潤“凸自發展了自己的傳奇”4。在保潤短暫的一生中,自己的內心世界日趨同外在世界呈現一種錯位的關系,無論是精神病院還是監獄,均是被放逐于時間之外的“化外之境”。放逐之外的結果,必然是與時代的徹底脫節和錯位。因此當他從監獄放出來后,他的“震驚”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他活在自己的時間中,既顯得超然也格外悲壯,他之被時代所最終拋棄也就注定。在這里,“怪獸”這一隱喻已然預示了保潤后來的悲謬結局。

          作為疏離、震驚于時代變遷的孤獨個體,保潤寧愿躲在或自我放逐于精神病醫院(井亭醫院):時間越是罔顧向前,保潤也就越是執守井亭醫院;這樣來看,他對“捆綁”的癡迷與執著也就有了精神分析的意義。在本雅明看來,震驚體驗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社會的經驗方式,人們生活在由震驚體驗構成的社會生活中,進退失據,而為了防范或抵制震驚,各式各樣的藝術形式便被發明出來5,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潤的“捆綁”藝術就是一種抵制震驚的象征方式。他以他自己所能掌握和控制的捆綁方式——民主結或法制結等——創造出一個自我想象中的優游自如的世界,以防范種種可能的越位與出軌。他把對時代的“震驚”轉移到對“捆綁”的執著中來,這一“捆綁”就具有了想象或鏡像中自我完滿的表象。但事實上,這一隱喻性的“捆綁”/禁錮只是指向他自己的幻想,欲望和時間并沒有因此而停滯不前。而即使是從象征的意義禁錮了自身,他仍不能避免青春荷爾蒙的勃發與播撒。他最終因捆綁仙女而被柳生嫁禍于強奸即是這一例證。時間和欲望,在這部小說中是以異己的力量呈現出來,保潤對“捆綁”的癡迷因而也就具有了自我想象和作繭自縛的雙重象征意義。保潤以他自己“捆綁”式的象征行為對抗時代的變遷和欲望,其最終的悲壯可想而知。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保潤的成長是以時代的缺席的形式出現的。但這一缺席并非缺無,而毋寧說是以一種“缺席的在場”的形式影響并決定著保潤。保潤幻想在時間之側冷靜自守,但終被時代與欲望的“怪獸”所吞噬。那么文本中那些試圖與時代社會的變遷保持同步的那些人們呢,他們是否可以被時代與社會接納?機巧善變的仙女/白小姐的人生或許可以成為另一個關于現代時空中孤獨個體的個案。香椿樹街之外的井亭醫院雖是一個精神病院,偏僻而閉塞,但生活于其間的仙女,卻以她少女特有的靈動與狡黠,格外地敏感于時代的變化。她與保守偏執的保潤不同,喜動不喜靜,熱衷于時尚與物質,始終自覺調整自我以配合時代的潮流與變遷。在文本中有一段仙女形象的描寫,雖是呈現于不諳情事的保潤的懵懂視域中,卻透露出一種不動聲色的男性欲望:

          仙女在窗后,屋里有隱約的音樂聲飄出來。她或許坐著……只有一條腿架在窗前的桌子上,隨著音樂的節拍輕輕搖晃。陽光照耀著她的腿。那條腿被流行的黑色健美褲包裹著,修長,神秘!哪_尖在桌上舞動,與風對話,與陽光玩耍,腳趾甲上新涂了猩紅色的指甲油,五顆腳趾不安分地張開了,像五片玫瑰花瓣迎風綻放,鮮艷奪目。

          在這段文字中,音樂匣(即收音機)的象征意義十分明顯。音樂匣在當代文學中,向來有其象征意義。古華的《爬滿青藤的小木屋》中,音樂匣就是作為溝通大山與現代文明的象征出現。這一意象容易讓人想起聯結鄉村少女香雪(《哦,香雪》,鐵凝)與外面神秘世界的“鉛筆盒”,鉛筆盒既是現代知識、文明和城市夢的象征,也是幻夢的開始,如果說“鉛筆盒”“喚起”了香雪們的“個人意識”,最終卻“又在‘實體化’的過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6。同樣,音樂匣雖然在偏于一隅的仙女與時代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但這并不是真正的契合或聯結,而毋寧說是一種象征的關聯,仍只停留在一種“想象界”中虛構完滿的狀態。仙女的奶奶可謂一針見血,她把音樂匣視為攝魂的東西,“從早到晚守著那個音樂匣聽啊,她的魂不在身上了,讓那個匣子吸進去啦!”魂魄的攝取即表明這樣一種象征性的轉移和關聯,其意義正在于,它以想象的方式通過喚起仙女的自我意識而完成了對其浪漫氣質——音樂某種程度上聯系著時尚與浪漫——的塑造。表面看來,仙女時髦而實際,但她仍是處于“鏡像階段”的自戀個體,一旦被拋入現實“象征秩序”中,她的進退失據、捉襟見肘及其最終的失敗也就預示于其中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黃雀記》的出現,重寫了當代文學中想象孤獨個體與外界之間關系的象征系統。

          在小說中,如果說保潤的刑期是被時間放逐的數年的話,那么仙女則恰恰相反。她消失后到以公關小姐的身份重回井亭醫院前的10年,則是置身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的10年。一個是被時間放逐,一個是身處時間的激流之中,但他們的結果卻出奇的相似。10年的深圳經歷,最終以落寞失敗的方式重回井亭醫院,但即使是這樣,她仍不被香椿樹街人接納。這里的悖論在于,她被以音樂匣為象征的現代時尚所“召喚”或攝取,她已不再是原來的仙女了,她是以“白小姐”的身份回到香椿樹街和井亭醫院的。在這里,雖然仙女和“白小姐”都指向同一個人,但它們作為對同一個所指的不同的能指,其意義卻是截然不同的。作為“仙女”,其聯結的是屈辱和歷史,人們會給予她充分而必要的同情;而作為“白小姐”,則意指當下,她出現在香椿樹街就不是重返而毋寧說是以“外來者”的身份侵入,人們對她自然報以審慎的審視了。而事實上,當她以“白小姐”的身份出現在香椿樹街和井亭醫院時,無意間充當了秩序的破壞者的象征,她使本不寧靜的香椿樹街再度波瀾四起。她逼死了馴馬師瞿鷹、破壞了龐先生的家庭,最后又弄得柳生被殺保潤再度受難。其必然結果,是香椿樹街視其為妖精和紅顏禍水,最終包圍圍攻她,把她逼上了逃遁之路,甚至差點要了她的命。

          雖然,白小姐時尚而妖嬈,實際上她的人生理想其實十分簡單而簡樸。但當她看到柳生為她熬粥并為她晾洗衣物時,竟然感動的不行:“她和柳生在一起,其實沒什么不好。他們未經戀愛,未經婚禮,未經相處,竟然像一對恩愛夫妻那樣默契了,他在天井里晾衣服,她在廚房里喝粥。她咬了一口榨菜,說,滑稽,真滑稽。怎么不滑稽呢?這是她想象過很多次的家庭生活場景,這是她心目中女人最起碼的幸福,她曾經以為馴馬師瞿鷹會給她這幸!,“到頭來,承諾者已經不見蹤影,為她準備早餐的男人,為她洗衣服的男人,竟然是柳生,這怎么不滑稽呢?”但這其實只是她一廂情愿的想象,柳生早已決定另尋女人娶妻生子,他的這一行為至多不過是在為自己贖罪。她的帶有原罪意味的“不潔”前史(被強奸過)已然預示了她的結果:她以殘缺幻想完滿,即使這完滿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其實也是枉然,最終只落得以破損造就破壞,再度出逃了?磥,仙女/白小姐的悲劇或在于她以她的最簡單也最“不切實際”的想法介入現實,最終被現實擊碎。社會在飛速發展,但香椿樹街上的居民卻似乎仍沒有變化,社會的變遷呈現于人們眼前的只是空間景象上的改變,現實仍似乎是混沌執拗而不明的。這就是社會的強大而悲涼的地方。白小姐最終被香椿樹街上的人所遺棄和包圍正說明了這點。

          徐勇

          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曾獲《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度優秀論文獎等。近幾年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物上發表相關論文兩百余篇,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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