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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荷人才錢利娜:我的恒河 不平坦的生命實踐
        來源: 錢江晚報  | 時間: 2015年04月27日

          文/錢利娜

               一首詩的誕生,是不是類似于一株植物的生長?開花的淵藪來自于土地的營養、一只偶遇的蜂蝶,還是一次刀傷、一個踐踏者的鞋底?亦或是那張湊到花瓣前熟悉又陌生的臉?當你想摸摸他,確定他是人類,還是格里高爾時,他卻消失于無跡。

          瞬時的空洞與對命運的憂傷擊中了你,你渴望從你的個人經歷中找出呼之欲出的東西。那時候,詩的手指,宛若時光的原諒和包容,又似一把手術刀,重新解析并解救了你,以及與你朝夕相處的現實。

          《胡不歸》是我的第三部詩集。彼時,我正尋找著這樣的詩歌——融合神示、簡單、動情卻不那么用力,使用最小的細節卻能濃縮最大生命現實的詩歌。大地充滿了神諭,但我的每一首詩,只能取一瓢飲,很少能到達自己的理想王國。

          在寫作開始前,我總是在想,詩歌的言說方式是不是能超越觀念的表達,讓意象具有動人的呼吸;在完成它的精神性指向時,能不能找到更奪目深刻的細節;在被細節的冷靜占領以后,情感的原始性置于何處?這些是我未動筆時開始考慮的問題。當我動筆時,問題就像寧波的霧霾一樣在黃昏消逝了。

          剩下的只有記憶和心臟,而我不再考慮能不能寫好的問題。海德格爾說“詩人的天職就是還鄉”。比如寫作《后院》這首詩時,童年的一個剪影就像我面前的墨水瓶,讓我陷入長久的凝視中。我望著童年,童年的深淵也回望著我。母親給雞喂泥鰍的場景和父輩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我對于他者靈魂和倫理的初次審視。2011年的某個夜晚,這個細節,成為我的個人密碼,要求我翻譯出它的黑暗語義和光明碎片。一個十分日常的細節,比我在童年見過的屠夫殺豬、農夫自殺、未婚少女棄嬰等場景來說都要細小微弱,但或許就是它的日常性,更能展示父輩的情感結構和無處不在顯形的時代DNA。一代人對生命和婚戀的感傷,我愿意假借一個十歲少女的眼睛來敘述,讓她與蓖麻樹共同接過詩句賦予她們的命運,成為自然的代言。自然法則與“無須愛情,就強于生殖”的特殊時代人類叢林法則之間的隔閡與對峙,必須有一個活潑的現實去展示。給母雞喂泥鰍,恰恰成為了生活底部安靜的哭泣,泥鰍可以為愛情之外的一切事物代言。這首詩,看似言物,其實描述的還是人與命運的關系,是我與歷史的和聲。題目是“后院”,它不僅是個人歷史的發生地,也具備它的隱喻功能,是與“廣場”“前廳”對立共生的語境,是在宏大歷史下被遮蔽的個人現實。

          我相信,一首好詩是這樣的,一是文本在語言形式上的獨創程度,一是文本揭示生命體驗的深度和復雜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達到了。

          評說

          有一種暗自且意外的喜悅感。錢利娜的詩給了我這樣的感覺,在國內青年詩人中,相比她那并不太大的名氣,作品要好得多。其意境深沉且能氣定神閑,給人以多思、靜謐而遼遠之感,語言也顯得精到和老練。

          最重要的是,她幾乎超越了“性別寫作”的藩籬——這是需要特別指出的。“女性寫作”在當代中國詩歌的格局中十分豐富,但也有問題。比如過于極端的、概念化的“女權主義”寫作,過于“女子氣”的“撒嬌”式寫作,歷來都多遭詬;比較好的是傾向于“智性寫作”的一脈,但智性寫作強調的“去性別化”,有時也會導致作品的晦奧和干澀。錢利娜的詩既不撒嬌,也不非常女權,不過分強調智性,相反,它們很好地平衡和綜合在了一起。讓人讀了以后非常舒服,覺得架子沒有那么大,寫得很樸素和內在——像她自己說的那樣,“細節”寫得尤其纖細飽滿,語言上又有自己的東西。

          ——張清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著名評論家)

          錢利娜:生于1979年的錢利娜著有詩集《離開》《我的絲竹是疼痛》《胡不歸》,長篇非虛構作品《一個都不放棄》,獲首屆人民文學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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